制造业不仅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而且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制造业生产却面临着诸多风险,如成本优势逐渐降低、资源浪费、生态严重破坏及国外“再工业化”浪潮兴起引起的保护主义盛行等,因此,如何破除制造业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出口复杂度提高,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提出,要想使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能够跃上新的水平,就必须依靠互联网去推动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型。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支撑,对于推动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高,实现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上升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可见,现阶段研究互联网发展和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影响机理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在整理以往互联网发展水平测度方式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互联网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我国2011-2020年省级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以期能更全面的评估我国各省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第二,以往文献中鲜有直接对我国互联网、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复杂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因此,本文将对三者的关系和作用机理进行深入探索,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异质性进行检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互联网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理。首先,本文分析了互联网和制造业出口复杂的相关理论机理,发现互联网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信息收集成本、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而且可以借助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的间接作用影响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发展水平,具体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优化当地的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加速知识信息流通和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提升就意味着产业结构整体得到转型升级。进一步地,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自身就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存在内在耦合关系,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带动规模经济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推动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其次,测算了我国2011年到2020年30个省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发展水平,并对互联网和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从2011年到2020年,我国整体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发展水平均稳健上升,且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然后,对互联网和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第一,利用直接效应模型验证出我国互联网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东部地区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第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业升级在互联网和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发现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而分区域观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仅存在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第三,利用门限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我国互联网和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之间是非线性关系,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其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减弱。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就如何提高我国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促进作用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