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往往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大量化石能源等自然资源被大量开采使用,造成短时间内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浓度升高,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升温。全球变暖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由于我国仍处在经济发展关键阶段,地域广阔且人口基数大,碳排放总量始终处在各经济体前列。为缓解气候升温,我国近年来发布多项政策文件引导全社会关注并加入到减排行动当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市场导向型环境机制,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实现减排目标的有效政策工具。201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文件批准在“五省两市”启动碳交易地方试点。随后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碳交易地方试点,八个试点碳市场的发展为我国后续全国碳市场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17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启动全国碳市场建设。经过地方试点碳市场发展和全国碳市场建设两个阶段,全国碳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正式开启上线交易。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中。自2013年以来,八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持续平稳运行,经过几年的试点工作,交易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碳成交量和成交额稳步增长。但由于试点运行累积时间的不同,各个交易市场的规模和活跃度也表现出明显差异。而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活跃度的高低,必然会对碳排放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因此,关注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果,不仅要分析政策实施与否的效应,也要分析碳市场规模的效应。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运行情况,研究碳交易政策对减排是否有效,尤其引入碳市场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对于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绿色低碳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背景,为正确评价我国试点碳交易的政策效果,本文选取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和广东六个地区作为政策处理组,其余23个地区作为政策控制组,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连续性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实证研究。文章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这一虚拟变量引入,探究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同时将碳市场规模连续变量引入,考察不同规模的碳市场的减排效果;在此基础上,加入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项、污染治理投入、人口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几个控制变量,再次检验碳交易政策实施以及碳市场规模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并对结果稳健性进行检验。更进一步地,文章从研发投入水平、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三个中介变量出发,分析碳交易政策减排的中介机制,最后又从碳交易减排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的实施促使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 20.4%;在加入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项、污染治理投入、人口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五个控制变量后,试点地区在实施碳交易政策后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20.9%;而且表明,经济发展会显著增加地区碳排放,且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某种非线性关系,污染治理投入增加促使碳排放量降低,人口规模扩大促使碳排放量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碳排放量。同时,碳市场成交量、成交额的增长能够显著减少碳排放量,而且,碳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每增长1%,碳排放量将分别降低1.3%和1.1%。引入控制变量后发现,碳市场成交量、碳市场成交额对碳减排的影响仍然显著。从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来看,碳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研发投入水平、降低能源强度和调整能源结构三个途径减少碳排放。从地区异质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东部地区,碳交易政策的实施、碳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的增长均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在中部地区,只有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而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仍有较充足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对较少,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和碳市场规模的扩大也表现出促进减排的作用。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地区碳市场建设,推广优秀碳减排实践;第二,提升研发投入水平,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第三,推进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从研究视角来看,文章不仅考察碳交易政策实施与否对碳排放的影响,还从碳市场本身因素出发,考察碳市场规模的减排效应,将碳市场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纳入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量化碳交易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并为碳交易市场规模扩大促进减排目标实现提供有力证明;（2）从研究方法来看,文章采用可处理碳市场规模等连续型变量的连续性双重差分法对碳市场规模差异所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展开分析,能够有效弥补双重差分法在处理连续型变量这方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