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属性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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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热”虚拟经济和“冷”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以制造业和重工业等基础产业为首的实体经济出现了产品核心竞争力不足,投资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增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的趋势,而同时期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却呈现出明显的逆周期上扬态势。在资本逐利动机的驱使下,众多实体企业为了赚快钱,无视所在主业的资源优势,一窝蜂地涌向房地产、金融等暴利行业,导致实体企业金融资产和经营资产的配置结构失衡,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系统性风险。针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学者们已从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制度限制以及行业比较利润差异等视角开展了大量研究,试图揭示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前置影响因素,但相关研究并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资本结构理论,在梳理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控制权结构和企业决策流程后认为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受企业控制权结果和动态变化影响,股权结构和股东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属性是企业控制权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以股东属性为抓手,以公司控制权动态变化对经营决策的影响为主线,研究股东属性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本文股东属性包括股权结构属性和股东社会资源属性两个方面。首先,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多个大股东是典型的股东结构属性,能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反映不同类型股东群体在企业内部决策投票权的相对大小和投票权的持有方式,其在公司治理决策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已被有关文献所证实。其次,连锁股东能反映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资源和网络关系,是股东网络资源的重要属性。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连锁股东作为企业间信息和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连锁股东凭借其在资本市场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资源优势,有助于提升被投资企业的治理水平,进而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做出科学的决策。据此本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多个大股东以及连锁股东等股东异质属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配置决策有何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在高管股权激励、两职合一、市场化进程、分析师关注以及股权性质等情境下,上述股东异质属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何影响?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关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前置因素的研究大多数都认为外部政策环境、制度安排以及行业利润差异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仅有少数学者探索企业内部高管特征、非控股大股东等内部治理要素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研究结论尚未达成共识。更鲜有学者以股东属性为抓手,以公司控制权的动态变化为主线,研究股东属性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基于上述疑问,本文企图揭开股东属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为遏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提供理论支撑。通过理论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事实,研究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多个大股东以及连锁股东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完善和丰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前置因素理论,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和“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提供微观证据,为政府引导金融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决策依据,并最终实现实体经济良性发展。在梳理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资本结构理论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选取2010—2019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样本观测数据,并对样本数据进行:(1)剔除金融保险类和房地产类上市公司;(2)删除ST和PT类上市公司;(3)剔除样本中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观测值;(4)对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等处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在分散的股权结构下股权集中度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经理人风险规避行为,有效防止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抑制经理人的短期主义,促进企业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主业发展。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第一大股东利益与公司和中小股东趋同,表现出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更加关注企业未来主业发展,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围绕主业发展的高净现值项目中从而降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内部控制质量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抑制高管和控股股东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实现对企业利益相关的各类主体和各流程的监督和制衡,更好地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和短视主义,减少高管对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两权分离度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首先,两权分离度越大,终极控股股东越有能力和动机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目标的投资、经营等财务决策,以便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其次,两权分离度越大,终极控股股东通过控制权“撬动”公司资源攫取私利远大于其现金流权收益,因此终极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侵占上市公司现金货币,从而影响实体企业投资行为。因此,两权分离度越高,上市公司可用于配置金融资产的现金流水平越低,从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营现金流是终极控股股东攫取私利的前提条件,经营现金流越充沛,终极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能侵占的上市公司资源越充足。而终极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经营现金流,降低了上市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货币现金资源,从而降低了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因此,经营现金流对两权分离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中介效应。多个大股东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首先,多个大股东能降低第一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占、掏空等攫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其次,多个大股东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大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合谋,能有效监督经理决策中的短视行为;最后,多个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有助于股东之间相互合作,共享各种有效信息,避免独裁发生。上述三个方面监督效应促使第一大股东和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主业发展,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企业主业项目中,从而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因此多个大股东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多个大股东能缓解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代理成本问题,当管理者面临着提高股东回报率、偿还企业债务、薪酬考核以及职位晋升等内外部多重压力时,管理者通常会更加积极配置投资周期短、收益高的金融资产,而忽视企业主业投资,从而做出损害企业长期发展价值的投资行为,因此代理成本越高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高。多个大股东发挥监督效应并通过股东之间相互合作,共享各种有效信息避免独裁发生,从而降低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因此代理成本对多个大股东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中介效应。连锁股东从监督约束、治理水平以及信息和资源优势等方面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首先,连锁股东积累了丰富治理经验,能够对管理者的经营决策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督,面对管理者过度配置金融资产的决策,连锁股东不仅会审慎考略、予以反对,甚至让不合格的企业管理者下台;其次,连锁股东作为企业间信息和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在资本市场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信息和资源优势,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做出科学的决策。因此,连锁股东促进实体企业管理层和控股股东更加关注实体企业主业发展,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股东属性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还受到诸多情景影响。首先,在实体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况下,连锁股东和管理层利益目标一致性增强,促使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未来主业发展,如增强围绕企业主业未来发展的创新资源投入,从而减少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金融化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其次,两职分离能发挥监督效应,约束大股东和管理层私利行为,便于董事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以及内外部环境变化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更加关注企业主业长期发展,因此在两职分离的情况下企业可用于配置金融资产的资源越少,从而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第三,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高市场化进程发挥的“外部治理效应”对股东属性抑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显著影响。第四,分析师关注与股权集中度是替代关系,分析师关注通过信息机制、监督机制以及施压机制对股东属性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调节作用。最后,在我国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的敏感性更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聚焦主业,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本文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在梳理企业控制权结构和企业决策流程后构建了股东属性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认为股东属性是公司控制权的基础,能很好的刻画出公司控制权的结构和控制权的动态变化,并充分反映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并提出股东属性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二,本文采用理性人假设构建新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认为股东属性不仅能充分反映不同类型股东群体在企业内部决策投票权的相对大小和投票权的持有方式,还反映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资源和网络关系。因此在考察股东结构动态变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影响的同时纳入股东所代表的资本纽带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从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多个大股东和连锁股东等维度刻画股东属性,立体呈现股东属性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及传导机制。引入资本纽带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丰富了股东属性内涵、实体企业金融化前置因素理论和企业控制权理论。第三,本文通过对股东属性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关系及中介机制、调节效应的分析,提供了探索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路径,引导实体企业在公司治理设计上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监督经营现金流、降低代理成本等内部治理手段,同时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督,从而促进我国实体企业专注主业,提升资源配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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