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日本在内忧外患之际迎来了巨大转折。一群仁人志士打着尊皇的旗号,推翻了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府。然而面对着内政民主化及外交上主权国家确立的双重课题,各方势力围绕政治体制不断探索试错。自由民权运动是明治初期兴起的社会运动,其在宪法制定及议会召开等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明治以后日本的走向。植木枝盛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植木枝盛（1857-1892）是明治初期土佐藩出身的自由民权家。植木从幼年起便潜心向学,之后前往东京通过自学掌握了广泛的知识。以板垣退助的演讲为契机,植木立志投身政治,之后跟随板垣参加了民权运动。其积极投稿并致力于之后的风俗改良运动,在此过程中植木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君民共治”思想。这一期间,他起草了《日本国国宪案》,对战后日本宪法的制定也产生了影响。在第一次国会时,他做出了“背叛民党”的行为,一度退出自由党,后于次年病逝,享年36岁。基于这些史实,历来的先行研究中,常见到很多论说:植木极力追求自由,是比同时期思想家更优秀的、革命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对于植木身上那些矛盾的言行又以“回避镇压”或是“迷”等简单解释。诚然,植木一生都在与专制政府抗争,他为创立自由而民主的政治体制付出的努力不可磨灭。但是在精读史料后,笔者发现:植木思想非常复杂,且常与现实相适应,并不断发展。植木把幕末以来形成的“君民共治”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改造,形成了具有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政治体制思想,故而单纯把植木视为激进的甚至期望废除天皇制的革命性思想家这一评价并不全面。因此有必要探寻植木“君民共治”思想的实质,分析其继承“君民共治”思想的原因,并通过新的史料对植木这一人物的新侧面做再考察。至今为止,关于植木“君民共治”思想的先行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问题:（1）对植木思想的整体性考察不足;（2）对植木“君民共治”思想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的重视不足,有必要历史性地考察植木的思想进程;（3）将植木“君民共治”思想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并探究其成因的研究不足。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以植木的文章和日记为核心,基于一次史料,运用思想史特别是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其展开了研究。第一章,本文介绍了从幕末以来日本的“君民共治”思想的形成背景,并概述了作为植木政治人生引路人的板垣退助的“君民共治”思想。第二章,本文将植木的“君民共治”思想分为三个时期,结合各时期植木重要的文章及史料逐一考察,探究其形成脉络。第一时期到“笔祸事件”为止,这一时期植木在“君民共治”的框架内,探索国家体制,从立志启蒙到开始投身民权运动。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其“君民共治”思想形成的萌芽期。第二时期到自由党解散为止,这一时期植木积极参加民权运动,创新地发展了其“君民共治”思想。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其“君民共治”思想的发展期。第三时期到其去世为止。在这一阶段植木返乡开展启蒙运动,经过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民权家的激进势头逐渐下降。笔者将此时期称为其“君民共治”思想的变调期。第三章,本文从“时代形势”、“社会基础”、“个人”这三个角度出发,全面的分析了植木“君民共治”思想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作为结论,植木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课题、（2）西洋和东洋的融合、（3）“动”的哲学。关于其形成原因,植木思想受当时日本想尽早从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独立出来的情势所深深影响。再是,重视现实的植木其思想虽达到了很高的认识,在实践中却未必可以称为革命性。另外,受近代天皇制渗透的影响,植木对天皇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处在人格形成期的植木受东洋思想传统影响的同时,吸收西洋思想,从而产生了其复杂而独特的思想。本稿的创新点主要有三。（1）基于一次史料,分三个时期考察了其“君民共治”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以及其思想的形成原因和逻辑等问题。（2）本文打破了一直以来关于植木是革命的共和主义者形象。并发现植木一生在追求自由的同时,还努力使理想适应现实,并对旧有思想做了创造性改造;此外还注意到了其在思考日本政治体制时对国际形势的考量。（3）本文使得一个丰富的植木像得以呈现。并且为探究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是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传统与近代”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且具有何局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