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以“明代王府经济的演变”为主线，注重制度实践过程的考察，强调区域研究的视角，共作可独立成篇的五章，其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明代的菜户创制于洪武永乐时期，主要职能是供办日用所需的蔬菜。洪武末期，国子监设立菜户，由膳夫兼任，实为一种附加徭役。永乐五年，嘉蔬署设立菜户，分配土地，专门供应宫廷及部分朝中衙门蔬菜，形成一种承担特殊赋役的户籍。至明代中期，王府及地方官衙亦佥派菜户，是为一种加派于地方的徭役。就典制而论，仅国子监及嘉蔬署建置菜户，王府及地方官衙均不得设立，但私佥私派甚为普遍。王府通过皇帝赐予可以合法佥派菜户，于是请乞之风盛行。然而，明廷对请乞并无处置成法，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以致形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明代中后期以降，菜户赋役逐渐货币化，尤其是王府菜户已经编入州县均徭银内摊征，且折征数额相差悬殊、地域差异明显。
　　明代在典制上没有陵、坟户制度，二者是“因事编佥”的杂役户，建置上呈现随意、繁杂、散乱的特征，但至明代中后期形成了一定的常例。陵、坟户属于役籍，建立在军、民两种基本户籍之上，且以民户为主。在配户当差制下，陵、坟户的本等差役主要是看守、洒扫以及供办祭品，在具体承担者之间则有所差异。皇陵、祖陵的陵户属重役，其他陵、坟户属轻役，但均享有不同程度的赋役优免。明前期按户免役，至明中期转变为量丁免役，优免范围逐渐缩小并制度化。明后期配户当差制逐渐瓦解，陵、坟户从按户佥拨转为按丁佥派，差役性质由世役演变为均徭，力役也逐渐折成银两;但这一制度转变又不十分彻底，差役性质呈现出世役与均徭并存的局面。另外，宗室坟户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其内部各阶层的坟户来源和性质并不相同，且建置范围逐渐缩小到上层宗室。
　　明代宗禄标准在形式上始终以粮石为基础，而宗禄财政的运作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完成了折银的过程。嘉靖中后期，河南郡王以下宗禄折银进程已经完成，其意义主要有两层:其一，低廉的米银比价削减了宗室待遇，从而减轻地方的财政负担。其二，禄米折银使宗禄财政的运作突破了“秋粮本色”的桎梏，从而为宗禄缺额的筹措创造的条件。宗禄是地方的财政问题，河南各王府的供给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宗禄负担及其缺额主要集中于旧封王府。河南将宗禄纳入省级财政预算之中，通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向宗禄开支倾斜，甚至分割中央坐派的起运钱粮及其附加费用，艰难维持着宗禄财政的运行。另外，以粮石为基准的会计数额只能表面呈现宗禄不断线性增长的趋势，与分封地方以白银为基准的实际财政负担并不一致，河南宗禄年度开支在嘉靖末期数额最大。但是，由于万历中期以后财政支付能力的逐渐降低，宗禄财政困境却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
　　《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所录土地交易契约中，田地税粮有两种起科类型:民田以粮起科，渔田、官庄田以银起科，且三种田赋科则相差甚大。此种差异是天门县明清赋税制度演变的直接体现，与明代王府庄田的圈拨及其在清代的清理有直接关系。明代民田以粮起科，清代相沿不变。万历年间，渔田尽入潞藩，征收租银;兴藩庄田在嘉靖时期改为官庄田，亦征收租银。入清以后，潞藩渔田、兴藩官庄田重新纳入国家赋役体系，租课直接转化为税课，从而形成了以银起科的类型。因起科类型的不同，在赋税征收时分立米册和银册，且在税粮跨册过割时，通过转换税粮形态来维持注册户名与税粮形态的名实相副。明代王府庄田在清代演变为更名田，而更名田仅是一种抽象的田地及赋税门类，在地域社会中有各种名目，契约中的渔田即为潞藩更名田，官庄田即为官庄更名田,在土地交易市场上与民田并无差异。另外，天门县的田赋科则既不存在清初的“本色米复归”现象，亦不存在兼征白银与实物的形式，具体科则在有清一代始终保持不变，其意义则是赋税实征过程中的核算基准。
　　“社”是清代后期陕西咸宁、长安二县独特的县下乡村政区，其形成与二县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密切相关。清初，由于卫所屯田、更名田的归并，二县行政管辖的地域有所扩展，致使沿袭于明代的乡里组织发生重要变化。咸宁废除旧有的城乡编制，在整合基层赋役组织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以方位命名的新“乡”，乡里组织出现结构性的变化。长安则继续维持旧有的城乡编制，而新增的卫所屯田及更名田赋役组织，使乡里组织结构的变得零散而复杂。雍乾时期，在社仓制度之下，二县产生了新的地域区划——社。由于乡里组织所对应的地域缺乏规整的地理连属性，而社正好具有这一优点，二县便以之为区划疆界的方式，进而形成了乡社制。在里甲制逐渐崩坏过程中，社内组织的行政职能逐渐增强，社逐渐向乡村政区演变，至晚清时期具有了准政区的意义。但是，乡里制与乡社制是并存关系，里甲制在赋役征输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功用。县下政区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统一的范式，区域视角或为深化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