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行政问责是指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力量为主体的网络公众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信息共享性的优势动员、形成、整合公共舆论,以网络为主要方式发起对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及作为个体的公务员特别是各级各部门行政首长行使行政权力和实施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并要求他们对其行政后果承担责任的行为及其过程。网络行政问责对强化公权力监督制约,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有积极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已有文献大多将网络行政问责单纯看作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较少将其纳入行政问责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和方法也较为单一,主要以新闻传播学为基础和以“事件-过程”分析为框架进行归纳性研究,较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可见,网络行政问责研究亟需突破在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的局限,明确合理的研究导向,突出它监督制约公权力的积极作用,这是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本文在深入分析网络行政问责的生成机理、运行过程和效果作用等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它从具个别效应的随机问责发展成具系统效应的制度问责的可行路径,这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本文主要探讨如下五个问题:一是通过分析网络行政问责内部场域结构和外部场域环境的关系,以及二者的关联性,研究网络行政问责生成的机理;二是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行动者策略模型,并深入探讨不同行动者所使用的具体策略,剖析网络行政问责的运行过程;三是基于对2008-2014年的网络行政问责事件样本数据的采集和建构,测度和检验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四是综合探讨网络行政问责在生成、运行过程以及效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行动者惯习等多维视角分析其成因;五是探讨推进网络行政问责制度建构的主要路径。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一是通过文献分析法提出研究的论题,并建立研究的理论框架;二是以历史分析法为主分析网络行政问责生成的背景与条件;三是以案例分析法对网络行政问责的运行过程进行规范性研究;四是以内容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为基础对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进行实证性研究;五是运用逻辑归纳方法分析网络行政问责存在的困境、原因,并深入进行相关的规定性研究,探讨推进网络行政问责制度建构的路径。本研究证明:网络的虚拟赋权并不能保障公民有足够的权力资本问责政府,作为网络行政问责重要介质的网络公共舆论的公共性偏离,以及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内在的缺陷,成为网络行政问责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因此,网络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与公民实质性赋权、网络公共舆论的公共性校正、实体行政问责的制度改进呈高度正相关关系。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第一,互联网技术普及和新媒介兴起成为网络行政问责生成的现实条件之一。从场域理论的视角看,它不仅弥补公民发起行政问责时政治资本的不足,而且推动网络公共舆论成为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资本竞争的新介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网络行政问责的生成。第二,网络行政问责是公众、新闻媒体和政府等不同行动者利用各自资本优势,针对具体网络行政问责事件,使用不同的话语和行动策略进行互动博弈的过程。第三,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分析表明,网络行政问责的发起、处理效率较高;能有效促进政府回应;能进一步补充目前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在问责范围、问责对象等实践方面的不足。但是,网络行政问责只能够在问责的若干环节而不是在全过程起到关键作用,其实际问责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行政问责转化为实体行政问责后政府的回应力度。第四,网络行政问责存在偏差,表现为场域的虚拟生产和虚拟赋权,与公民问责政府所需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的真实赋权要求脱节;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受行动者利益关系和价值导向的影响,网络行政问责偏离公共性本质;作为一种问责形式,网络行政问责未能与实体行政问责形成有效的衔接机制,问责效果有限。上述问题也成为网络行政问责制度建构的主要障碍。第五,网络行政问责应以制度建构为导向,形成以公民实质性赋权为基础,以公民、新闻媒体和政府共同维护网络公共舆论的公共性为保障,以网络舆情监测反馈和政府主动回应的衔接机制为主体,以实体行政问责制度持续性改进为目标的现实路径。论文主要创新如下:第一,在研究框架上有所突破。本文以场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场域结构—场域资本—场域行动者和策略—行动者惯习—制度建构”为研究的理论框架,探讨网络行政问责制度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国内已有文献研究框架的局限。第二,研究内容有一定新意。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提出网络行政问责概念,并引入实体行政问责的术语,比较分析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此外,本文还从场域结构的角度分析网络行政问责的生成机理,建构行动者策略模型探讨网络行政问责的运行过程等,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三,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本文主要以内容分析方法定量研究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在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入。本文虽然比较详尽分析了网络行政问责场域行动者在网络赋权前后经济资本、权力资本、信息资本的变化与策略互动,但是,对于策略运用背后的惯习分析还不够深入。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内容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本人方法运用还不够纯熟,可能存在数据采集和统计的主观性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