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政治和女性主义是著名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作的核心主题。作为其知名代表作《使女的故事》的续作,《遗嘱》在出版后迅速斩获布克奖,小说不仅讲述极权政治对女性的压迫,更完整地交代女性反叛与重建身份的过程。同时,与前作的室内叙事相比,《遗嘱》中的空间更具复杂性、多元性、矛盾性。鉴于此,论文将结合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索雅的空间理论探寻小说中权力政治、空间与女性身份建构的联系。研究发现极权统治下女性的三阶段命运与三重空间呈对应关系:禁闭空间是女性被规训的场所,而异质空间为女性反叛提供了可能,第三空间则是女性重构身份的地方。首先,在禁闭空间,男权统治通过剥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与限制其空间认知规训女性。父权统治者将女性分类,以暴力操控其身体,使之服务于极权政治;同时将女性囚禁于黑暗的密室,并以文盲式教育限制其空间认知,使之放弃对极权政治的抵抗。然而,女性通过建构异质空间成功颠覆了极权统治。女性在私密书房内的反叛性书写不仅有利于保留其自我意识,更是男权掌握话语权时代下珍贵的女性书写历史;而通过秘密芯片这一异质信息空间,女性建立了与男权监控体系相对抗的“偷听”体系、与男权高压管理系统相抵抗的“偷运”系统。最后,在第三空间,女性重建自我身份,不仅拒绝性别二元对立、更向无限的可能性敞开:她们挣脱极权政治的服饰枷锁,拥抱来自男性的正面引导,不再拘泥于所谓的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而自由建构自我身份。不过,《遗嘱》的结局表明女性重建自我身份并非终点,而是索雅所说的开放式的探险之旅。只有洞悉权力政治与空间建构交互的内在逻辑,才可能打破性别压迫的沉重枷锁。在此意义上看,《遗嘱》正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空间政治学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