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机动车在人类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机动车的普及对社会经济生活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根据公安部发布的信息，截止2012年底，我国机动车总保有量已达2.4亿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达2.6亿人。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数量的飞速增长导致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案件数量也大幅增加。2010年，全国公安部门接报道路交通事故案件390.6万件，2011年达到422.4万件；2010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为612596件，2011年为744570件，分别比上一年上升31.83%和21.54%。1可以看出，机动车普及的过程便是机动车事故受害人问题日益凸显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利益、转移交通事故损失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3年10月28日，我国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于2008年对其进行了修订，第一次用立法形式明确规定机动车必须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2006年，在《保险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这标志着我国交强险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2012年国务院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稍作修改，办理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再限定于中资，保险公司经营及交强险运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我国交强险制度起步较晚，立法仍处于初级阶段，导致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一是受害人的有关规定不合理，受害人的范围过小，导致单车事故中的本车人员和无偿搭乘者无法受到交强险保护并依法获得赔偿，而且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规定也很模糊，增加了受害人的索赔难度；二是交强险赔偿规范不合理，损害赔偿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括财产损失，范围过宽，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负担，《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规定使无过错责任原则存在漏洞，出现了司法适用上的混乱，分项责任限额设置不合理，费率浮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三是社会救助基金缺乏可操作性，救助条件界定不严密，无垫付限额，基金来源有限且救助范围过窄，使具有实践性、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基金制度难以建立。相对而言，国外许多发达国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展早，立法健全，为了解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手段来分散致害人的损害赔偿风险，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对我国的交强险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办汽车保险业务的国家，也是较早推行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国家，早在1930年就颁布了《第三人直接求偿法》，明确受害第三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求偿。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保险业属于州政府行政管辖的范围，但纵观美国各州，为完善未投保车辆问题，不仅推出低成本保单来扩大投保率，而且对未投保车辆都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办机动车保险业务的国家，也是亚洲最早实施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国家，《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中规定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只包括人身损害并由政府保障受害人获得赔偿费用。我国台湾地区自1954年开始进行机动车交强险制度的立法尝试，交强险适用限额无过错责任，费率厘定采取“从人”兼“从车”因素。通过对比研究英美日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交强险法律制度，我国应借鉴其先进的立法经验，并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加快完善我国《交强险条例》。首先应该拓宽受害人的范围，明确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其次将财产损失剔除损害范围，对人身损害适用严格意义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取消责任限额的分项限制，使受害人可以得到充分保障，同时为了实现投保人之间的实质公平，进一步细化费率厘定因素；最后通过重构救助基金的使用条件、拓展基金来源、扩大救助范围来健全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做好交强险的后备补充工作，以给受害人提供更加快速全面的救助，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