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程度日益深入,虚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并且超越实体经济形成自身独立的运行模式,使大量未经过人类物质生产劳动而产生的虚拟价值呈现出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虚拟经济在我国也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国内房价飞涨、股价波动等现象的出现使虚拟价值现象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上虚拟价值形态的财富膨胀,一方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程度日益深入,虚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并且超越实体经济形成自身独立的运行模式,使大量未经过人类物质生产劳动而产生的虚拟价值呈现出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虚拟经济在我国也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国内房价飞涨、股价波动等现象的出现使虚拟价值现象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上虚拟价值形态的财富膨胀,一方面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实体经济的安全隐患以及对人们价值观、人生观的冲击。尤其是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使以虚拟经济著称的美国正在经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动荡,把人们的眼光再一次高度聚焦在经济生活的虚拟价值问题上。如何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虚拟价值现象,把握虚拟价值运动的规律,避免由于虚拟价值过度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的风险,是当前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归纳起来,在以往对虚拟价值的研究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探讨路径:一是基于虚拟资本运行视角考察的虚拟价值观,从金融领域探讨虚拟价值的生成乃是“钱生钱”的产物;二是基于具体金融衍生品视角考察的虚拟价值观,从微观金融产品出发对虚拟价值进行具体解析;三是基于心理需求的广义虚拟经济视角考察的虚拟价值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虚拟价值是满足心理需求的价值。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对当下社会中的虚拟价值现象进行一些基础性分析,以便把握虚拟价值的生成机制、运动规律及其现实意义,从而给现实的问题提供一些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本文将虚拟价值定义为虚拟经济中未经过人类物质生产劳动而产生的价值。从虚拟价值的生成机制来看,财富的货币化是虚拟价值生成的可能性基础;信用制度是虚拟价值生成的必要性前提;虚拟资本运动是虚拟价值的真正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念,认为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主要是指以银行信贷资本为主体的信用资本,实质是生产领域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资本的纸质副本。一方面,虚拟价值的生成是以价值实体为基础的。虚拟价值的产生不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的财富,虚拟价值增殖要么是对积累的劳动价值的重新分割,要么是对未来预期劳动价值的透支。另一方面,虚拟价值的生成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离不开价值实体的坚实基础,但是它并不是通过创造有形的商品而赋予其价值,而是直接通过“以钱生钱”的路径来生成新的价值。实体经济发展的日益社会化,使得资源的配置必然要超越时空界限,具有更广泛的灵活性,这就为虚拟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虚拟价值是虚拟资本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在自身相对独立的运动过程中产生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价值与相对稳固的价值实体及其互动构成了现代经济体系新格局,二者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虚拟资本从萌芽开始,表现形式、品种不断创新,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更是以加速度的趋势在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是虚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与机遇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虚拟经济不断背离实体经济发展制造风险与挑战的过程。一方面,虚拟价值与价值实体保持适度的张力,经济会沿着最佳路径实现增长;另一方面,虚拟价值偏离价值实体的快速膨胀会形成泡沫威胁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安全。
当下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与虚拟价值的增殖过度膨胀密切相关。虚拟价值自身膨胀产生的放大机制和羊群效应,以及外部客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导致“虚”“实”倒挂,虚拟经济完全背离实体经济发展,形成了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与金融寡头的贪婪逐利失德行为,暴露了更深层次的本质原因还在于资本扩张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鉴于此,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重点在于运用虚拟价值规律发展实体经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虚拟价值增殖的导控,使之为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而服务。虚拟经济时代,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之下,做大做强中国的“信心”产业,实现虚拟价值的人本复归,才能在面对危机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使经济发展转“危”为“机”。
其他文献
康德是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哲学家。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视野中康德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出版过专门对康德进行研究和诠释的著作:《康德的批判哲学》。德勒兹从职能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在认知领域,康德认为想象力作为中介对现象进行综合,知性行使立法的职能,理性提供全体性和普遍性的保障。德勒兹认为尽管这个方案为知识提供了合法性保障,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思维再现对象的模式。这种同一性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对
逻辑就意味着男性吗?女性天生与逻辑无缘吗?安德里亚·奈伊在其著作《权力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逻辑史》中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人物逻辑思想的回顾,揭示了逻辑学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在批判抽象逻辑形式的基础上,主张完全摒弃逻辑,并大胆提出用模糊的“阅读”(reading)原则来替代逻辑。奈伊对逻辑的批判带有女性主义的激进色彩,其观点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逻辑学家甚至女权主义者的双重批判,究其根本就是:批判逻
以历史文献方法研究禅史,并建立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禅学研究“典范”者,乃是胡适。然前人对胡适禅学著述的研究,多停留于一般性的知识梳理,实则其禅史书写的“情境”(context)、“文本”(text)、“旨趣”(knowledge interest)都大有可讨论处。 笔者带着胡适的禅史书写有何“旨趣”这一“问题意识”,沿流溯源,考察其禅学研究发生背景,探赜其禅史书写策略,钩沉其禅宗史图景。笔者不以学
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议题,赋能包含“激励”与“成就(促成)”的双重意涵,构成一种对工程实践伦理性质的激励性(aspirational)描述。这是21世纪以来兴起的工程伦理转向的一部分:一方面,随着以伦理困境为主题的相关研究渐趋成熟,许多工程伦理学者开始意识到为整个工程伦理框架增加一种积极维度的重要性,主张将关注点从禁止性、预防性伦理转向激励性伦理;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工程伦理研究遵循经验性研
二十世纪,佛学研究突破了传统僧伽佛学的拘囿,出现了立场多元化、方法多元化、研究群体多元化等新趋势。在僧俗研究者中,印顺是僧人研究者中较为重要的一人。印顺在他的著作《中国禅宗史》中研究了禅宗自达摩至会昌法难之间的历史,是学界研究早期禅宗史的重要成果。除了完成论证牛头禅在禅宗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神秀的思想等工作之外,他还回应了当时学界对《坛经》作者的争论。在他看来,《坛经》记录了慧能的事迹无疑
从历史上看,民族是人为构造的产物。民族、民族主义以及与民族国家不仅事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更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西方著名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着重探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转型并揭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此外,霍布斯鲍姆还把全球化问题和民族问题作为整体来分析,并最终形成了其“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想。 本文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观
大卫·哈维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的新变化,哈维将地理学引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空间政治批判理论。哈维以“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的方法论为指导,通过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地理景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由此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本文主要探讨了哈维
经济理性是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种理性假定,即人是受自私自利和尽可能地取得较多的好处的欲望所驱使的。经济理性假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在自利原则的指导下,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理性的运用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合理性和独特作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一再强调经济分析的解释力,经济理性开始泛化。经济理性被泛化运用至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全部人类行为被
经济理性作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具有的理性,其实质是在自利原则的指导下,通过精密的计算,始终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理性的提出体现了理性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科学和理性对封建迷信的胜利,经济理性的运用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理性的解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理性也存在着高度抽象化、脱离实际以及忽视目的价值等缺陷,但是这并没有阻碍经济理性的发展。作为主流经济学
文化生产力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态,它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事物,也是唯物史观中新的组成部分。本文从文化与生产力的契合点出发,采用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文化生产力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论述。 文章将首先对文化生产力的定义、构成要素、特征进行论述,并将之与文化力、软实力作出比较。文章也将对文化生产力提出的社会背景进行探讨,并将其概括为文化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及文化地位的提升,科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