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作为王夫之晚年倾尽心血、力疾纂注的史学著作,具备读书笔记的历时性特征,而王夫之撰著论史的过程,也正是将史家的生命经历和情感体验加以表达的历程。王夫之在撰述该书时面临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撕扯,“君臣节义”和“夷夏大防”是易代现实下其必须面对的精神高标,而历史的“资”与“鉴”不仅向他提供了有关“势”的思索,同样也提供了历史的鉴戒。身怀离君之悔且于“君臣节义”伦理要求上“失语”的王夫之,在与其共情的乱世士人评论中不断置换“君臣”与“华夷”的道义要求,调整“效死”与“引去”的话语空间,在历史与现实间藏痛论史,展现出丰富曲折的心路历程。王夫之对于乱世士人节义仕隐的批评反映出其现实选择中的矛盾。遵循“君臣之义”的王夫之既有“君臣义合”的仕隐标准和进退之道,也强调着忠君效死的要求。然而明清之际士人节义仕隐选择的现实结果即是生死两途,离永历帝而去的王夫之恪守君子之道却失君臣之义,构成终生隐痛。基于此,王夫之在“效死”和“引去”间寻找自己的生存话语。一方面,他深感于身陷党争的经历与明亡教训来明确大臣小臣之别,认为小臣于必不可仕之时即可引去;对乱世士人提出死得其所、直道以行的要求,认为不惮死而可无余憾。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士人应以义事君、以忠为节,国危君孤之际直谏以死亦可无憾;追求死节之“几”,视忠君效死以为尚。王夫之的“华夷”与“君臣”标准在基于“夷夏之防”而产生的乱世士人评论及历史评论之中变动不居。严守的华夷底线令他对乱世士人提出事夷无身的要求,“君臣义合”的仕隐空间与直道以行的生存解释被忠君死义和志士殉夏的高标消耗殆尽。同时在他看来,夷夏“通义”高于君臣“私义”,乱世士人坚守“夷夏之防”却又可不必其忠,或全身而延支裔,或存续华夏礼教以求生。同时,违背君臣之义的窃位行径若符合夷夏“通义”则也被一定程度合理化,而对于存礼乐、备法物的僭伪政权,士人亦不可拒征。在王夫之坚守的“华夷之辨”面前,“君臣节义”步步失守,以人存道的归旨却再度给予怀隐痛而生的王夫之新的生存寄托。然而君臣之义面对夷夏通义并非毫无底线,王夫之拒绝为吴三桂撰诏之举同样经历了是否严守夷夏通义的煎熬,呈现在《读通鉴论》中则是其对于乱世士人进不全节、退不保身的无奈与同情。在效死抑或引去、君臣还是华夷问题上与乱世士人高度共情的王夫之,试图通过深入历史总结规律,来为自己与现世及未来的士人们寻求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读通鉴论》的撰述体现了从历史到史学再由史学到历史再到现实的辩证过程。身处易代现实的王夫之希望借助史学走向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寻求历史借鉴。其以具有发展进化特征的治乱离合论来分析历史发展趋势,依据历史经验得出夷夏分处的主张,希望士人们拥有历史上乱世士人坚守存道的精神。同时,历史理性的全面历史借鉴精神也让王夫之在历史中看到了先老消谢、义利相侵、民族融合的历史现实。伴随着清政权的政治稳固与文化秩序的重建,遗民不世袭的现实让其思索华夏未来是否得有所待。反复之下,王夫之以人存道的生存寄托同其生命一道行至尽头。如此,王夫之在历史与现实、华夷与君臣的反复撕扯下执笔论史,在文字隐微处吐露心迹,拼凑着华夏可待的答案。王夫之撰述《读通鉴论》的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了“人”这一历史活动主体的重要性与能动性。史家面对历史不仅需要避免将研究对象过度“群体化”与“物化”,考察历史撰述的过程同样需要探讨其“历史诠释”的生命基础和情感表达,呈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