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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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出台,这是我国央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中的重要进步。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法律机制是协调机制的法治支撑。央地协调的前提条件是央地分权,央地事权划分基于现实需求和法律依据两方面,金融监管权力作为事权的一种,亦应分权。当前我国央地金融监管存在“监管重叠”“监管真空”问题,其致因为上位法缺失、金融议事协调机构缺乏权威、相关商事法律缺乏联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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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出台,这是我国央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中的重要进步。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法律机制是协调机制的法治支撑。央地协调的前提条件是央地分权,央地事权划分基于现实需求和法律依据两方面,金融监管权力作为事权的一种,亦应分权。当前我国央地金融监管存在“监管重叠”“监管真空”问题,其致因为上位法缺失、金融议事协调机构缺乏权威、相关商事法律缺乏联动修订。参考域外央地金融监管协调经验可得,无论是独立协调机构引领下的美国、“双峰”结构下的英国还是金融监管委员会主导下的韩国,都具有以央行为中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的共同特征,启示我国应从横向纵向两方面优化金融监管协调。若想进一步优化相对健全的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法律机制,需以央行为中心建立独立的协调机构,引入科技手段助力金融监管效率提升,充分发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在央地金融监管中的斡旋作用。具体到优化措施上,最基础也是最首要的是要通过高位阶立法构建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地方金融监管和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提供上位法依据。地方政府也应加快地方金融监管条例修订,为本行政区域内的金融监管活动提供法制保障和行为准则。同时,各商事部门法譬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及《保险法》中关于金融监管的内容也需作出相应的联动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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