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政府的公共供给能力会受到政府官员偏好和财政状况的影响,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政府找到了一种新型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方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PPP）模式。PPP模式出现之后,各国政府都对其敞开大门,中国政府也不例外,紧跟潮流、结合实际出台相应政策促进PPP模式的发展,尤其是自2014年之后。然而,地方政府在推动PPP模式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官员任职期间个人偏好的影响,如政治晋升需求,此外我国在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以及随后在2012年开始逐步实施的营改增政策使得地方政府财政状况逐步紧缩。面对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政治经济人”属性所带来的晋升激励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约束,PPP模式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地情况是怎样的呢?在此背景下,本文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了实现研究目的,全面、系统地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自有财力对PPP落地率的影响及其整个作用过程,本文首先回顾了PPP落地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晋升激励对PPP落地率的影响研究以及地方自有财力对PPP落地率的影响研究等三个研究主题,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运用2014-2019年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平台数据、手工收集的287个地级市官员数据以及政府部门公开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形成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自有财力两个视角下的PPP落地率的情况及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官员晋升激励对PPP落地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在任期第3年达到最高点,此外官员晋升激励的这种倒U型影响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财力缺口大的地方。（2）地方自有财力的不足对PPP落地率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地方自有财力对PPP落地率的约束与冲击首要体现在示范项目以及全面营改增之后,对于非示范项目以及全面营改增之前无较大影响。（3）研究进一步发现,地方自有财力与官员晋升激励对PPP落地率的影响是交互的,并且地方自有财力对PPP落地率的负向影响可通过官员晋升激励进行一定程度的缓解。（4）中国独特的“标尺竞争机制”的存在,使得一个城市的PPP落地率会受到同省其他城市平均PPP落地率的负向影响,即同省其他城市平均PPP落地水平越高,则PPP相关资源向本省的聚集和渗透越多,则该城市无需依靠PPP模式就能实现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完善政治考核体系、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机制、动员政府群体成员与团队资源以及合理利用的尺标竞争机制等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助力于PPP落地相关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