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2月和1871年12月,晚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分别派出了蒲安臣使团和岩仓使团出使西方。这是中日两国被迫走向世界开展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比较分析中日两国的这种使团外交活动的异同点,有利于深化关于中日两国近代化差异性的相关认识。晚清与日本派遣使团出使西方的国际时机和国内时机有明显异同点。19世纪60年代,在近代西方列强殖民主义侵略下,中日相继被迫开国,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国际体制被打破,被迫纳入近代外交体制：两国的国内变革状况却大有差异。日本明治政府代替德川幕府,确定了开国维新的近代化国家目标,表现出“求知识于世界”以求“富国强兵”的全面变革局面；而晚清政府则经历了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为了应付严重的内忧外患,也必须了解西方和引进西方近代技术,通过洋务运动来“求富求强”,维持国家稳定。晚清与日本的使团构成与出使内容存在重大差异点。中日两国使团的基本构成、出使任务、外交活动几方面都表明,晚清蒲安臣使团属于寻常的外交使团,其成员基本都是一般职员,其政治地位较为低下,其出使任务缺乏针对性,也没有详细的出使计划,其外交活动不够细致,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也不够全面,主要是以外交走访和游历观察的方式增加对于西方情况的认知。而日本岩仓使团则是超乎寻常的外交使团,其成员多是政府当局骨干,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出使任务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并制定了详细的出使计划,这样,其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极为细致,其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也相当全面。晚清与日本两国使团活动的地位与作用具有根本的差异。晚清蒲安臣使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增加了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局部了解(主要是军事装备及其技术),对中国的国家近代化的作用很有限。日本岩仓使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就是把握了作为西方近代文明实质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明治政府提供了维新的总体蓝图,从而为日本的国家近代化起了全局性的奠基作用。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到具有借鉴意义的新认识：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世界并形成近代外交体制的新形势下,东方落后国家必须确立近代化的政治核心力量,必须抛弃传统的封闭僵化观念,制定全面维新的变革计划,利用近代外交体制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并结合本国实际全面地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本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