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至今,我国新的纳税信用管理体系从建立到逐步完善,形成了纳税信用评价、信用补评与复评、信用修复、动态管理、守信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网络,纳税信用不仅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更加成为了企业十分看重的一个指标。而在社会信用体系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上市企业的财务丑闻、财务造假事件却依然频频发生,这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思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评价考核结果,我们发现中小板市场上市公司A级信披企业占比的趋势与我国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占比的变化趋势十分相似,那么纳税信用评级与信息披露考核的结果之间存在的相似性是否说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呢?本文将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可能的传导路径进行研究,希望为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实施与完善提供启发,为优化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会计信息质量提出建议,为深入探索与发展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各领域信用的联动管理提供理论支撑。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在税收征管方面,大量学者研究了强制性征管活动对企业纳税遵从产生的影响,而对非强制性税收征管活动,也称之为柔性税收征管,如对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关注较少。此外,学者们研究税收征管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包括代理成本、融资能力、股价崩盘等,但对于公司整体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注较少。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会计信息质量受到两个层面的影响,分别为内部治理与外部制度,当前的研究集中在内部治理的效应,诸如内部控制、独立董事、财务负责人等企业管理模式等,但在外部制度方面,涉及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研究的是会计领域相关制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其他部门规章制度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研究柔性税收征管制度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效应,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缺口,为纳税信用体系的完善提供建议与参考。本文采用2014-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实施的短期内,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大幅度增加,会计信息质量有所下降;在政策实施的长期窗口内,纳税信用越高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第二,对于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低、非四大审计、股权集中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增加得尤为明显,表明本身信用较好的企业本身受到的政策冲击更小,而本身信用较低的企业,其经理人为了权衡股东目标与自身目标,采取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大,因此会计信息质量相对更低,受到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三,代理成本与融资约束是可能的传导机制,但对于内部控制程度,由于纳税信用与内部控制的评价侧重点不同,因此经检验内部控制程度并非是一种显著有影响的传导机制。经上述研究,本文分别从政府、企业与投资者三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在政府机关方面,进一步构建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纳税信用与其他领域信用的互通共享,提高纳税信用的公开程度,可以逐步开放所有等级的纳税人名单,发挥纳税信用的激励与惩戒作用。在企业方面,股东可以将纳税信用作为激励制度纳入对管理层的考核指标中,重视纳税信用与税务合规,搭建企业在各个方面的良好声誉与诚信形象。在投资者方面,从多维度多方面去考察企业的行为,充分了解企业的纳税信用,以及相关的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充分了解企业信用状况,提高投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