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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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绿色创新,以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更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尽最大可能激发双向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包括IFDI和OFDI）对绿色创新的红利效应,将成为我国从资本流动的视角协调绿色发展和统筹推动双循环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各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Green I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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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绿色创新,以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更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尽最大可能激发双向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包括IFDI和OFDI）对绿色创新的红利效应,将成为我国从资本流动的视角协调绿色发展和统筹推动双循环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各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GIE）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整体的绿色创新能力较弱、水平较低,且地区间差异较为明显。同时,本文利用2007-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试图探究在命令型和市场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背景下,双向FDI将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何种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命令类环境工具的运用阻碍了绿色创新水平的发展,而市场化的政策手段则有助于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在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下,IFDI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都对GIE有负面影响;而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下,IFDI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都对GIE存在着正面影响。但与IFDI影响效果不同的是,在两类环境政策下OFDI均有利于GIE的提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限值0.189,环境规制的强度高于该门限值时,IFDI阻碍了GIE,OFDI促进了GIE,且双向FDI间存在互补性;而当环境规制的强度低于门限值时,IFDI和OFDI均有利于GIE的提升,且双向FDI间存在替代性。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应当在关注环境规制效果差异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状况,针对性地实施各类环境规制政策,积极引导双向FDI的流入和流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双向FDI的交互作用,进而有效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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