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总统通过主导立法制定公共政策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在总统动议的各类公共政策立法中,开拓型政策（即政策产生的成本集中由个别特殊利益集团承担,而收益在民众中广泛分布的公共政策）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按常理推断,总统主导开拓型政策立法似乎不具政治智慧:政策相关的利益受损方是具较大影响力的政治团体,他们对立法坚决反对;但政策受益方政治组织形式却相对分散,给予总统的支持十分有限。要推行这样的政策,不仅成功率极低,而且总统的政治前途或面临巨大风险。然而,本文统计发现,1945-2016年间历任总统共动议的776条立法提案中,有237条属于开拓型政策立法。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总统将开拓型政策提上立法议程?又是什么因素对此类政策的最终通过发挥关键作用?这是本文旨在研究的两个具体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在以往研究总统立法议程设置的文献里,大多数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视角观察,认为社会危机的发生、总统所属政党在国会中的机制优势等因素是影响总统立法议程设置的关键。这些研究揭示了在某些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一些立法诞生的“命中注定”。但在它们建构的因果关系中,总统的个人主观因素似乎被忽略,总统仿佛是受困于客观条件的被动行为者,这样的推演或许过于悲观。本文借助比较历史分析中的求异法,以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三位总统主导的美国中小学公立教育改革为例,辨析了可能影响总统开拓型政策立法议程设置的三个变量——传统结论中的两个客观因素和总统主观因素——各自发挥的作用。通过历史对比,本文认为在开拓型政策领域,总统对理想政策的真诚偏好是决定其是否将开拓型政策改革提上立法议程的关键因素。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决定总统主导的开拓型政策立法成功率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了量化研究的方法。借助对数回归模型,对现有文献中常被提到的影响总统立法成功率的五个因素——总统在选民中的声望、国会党派性机制因素、国会意识形态性机制因素、危机因素,和蜜月期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危机因素和蜜月期因素是最具显著性的两个自变量。在传统研究中,总统的立法议程设置和立法成功率常被当作同一个问题被概而论之。不少学者认为,对立法顺利通过的预期是总统立法议程设置的关键因素。因而诸如总统的声望等因素——既被用来解释总统的立法议程设置,也被当做总统动议立法能顺利通过的关键。这样的结论可以解释大量的总统立法行为,但却牺牲了准确性。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开拓型政策立法上,不仅在为总统的立法动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的观察视角,而且通过对总统主导开拓型政策立法成功率的研究,能控制立法难度这一变量,从而更准确地解析总统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总统研究的“政治-权力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