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冷战时代，核冲突的幽灵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一同消失。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个核大国，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核安全联动依然是影响国际核安全的主线。俄美两国开始努力摆脱“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窠臼，寻求适应后冷战时代需要的新的核安全关系。如果说冷战时期大国间的核安全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防范性和对抗性，那么在后冷战时期俄美核安全关系中的防范性与对抗性则趋于弱化，合作性进一步增强。其主要表现为在涉及两国共同安全的国际战略稳定、核军控与裁军、防止核扩散、防止核意外、防止核恐怖等领域双边或多边的利益联动。即便如此，俄美两国间在核安全领域的彼此防范从未消失，也不可能消失。这种防范性在某一时间段、某一事件当中会突然增强，有时甚至出现演化为对抗的可能。两国已先后宣布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原则，两国核武库也出现了实战化、常规化的趋势。本文尝试探究后冷战时代俄美核安全关系的发展历程，揭示两国在核安全领域既合作又防范的关系。　　正文的上编是全文的理论架构:尝试对核武器的类别、效能与发展趋势、核军备控制与裁军、防止核扩散与反扩散、核安全与核安全关系等概念做出基本的界定，并将其作为通篇讨论的起点（第一章）;探究某些国际政治命题（当代博弈论模型与现实主义安全研究范式）对俄美核安全关系进行的宏观思辨与理论思考，从而尝试为阐释纷繁复杂的国际核安全形势，尤其是解剖俄美核安全关系提供一个学理分析的视角（第二章）;回顾美苏两国近半个世纪的核威慑史，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为观察后冷战时代的俄美核安全关系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第三章）;中国核安全理念的形成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直接核威胁密切相关，研究中国核安全理念的形成，旨在提供一个看待俄美核安全关系的中国视角（第四章）。　　正文的下编主要分析了后冷战时代俄美两国在核军控与裁军、推动独联体三国无核化进程、防止独联体地区的核扩散以及在导弹防御和国际战略稳定问题上的利益联动:《中导条约》的签署与完成是俄美实际核裁军的开端，虽然《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生效过程并不顺利，《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久拖不决后也最终被越过，但是《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核裁军任务的最终完成，表明俄美核军控已进入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时期（第五章）;莫斯科条约在形式上似乎仍然是俄美两国战略削减合作的延续，但是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削减条约，该条约的最终签署映射出美国核安全战略的全新变化以及俄罗斯国力上的衰退与政治上的无奈，标志着俄美两国间传统的战略削减模式的颠覆和“自助式”核裁军的开始（第六章）;帮助俄罗斯解除独联体三国的核武器拥有权并将核武器运往俄罗斯销毁，是俄美两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在防止核扩散领域最初的，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合作（第七章）;美国对俄罗斯的防扩散援助有效地防止了后冷战时期在独联体地区可能出现的核扩散的灾难性局面，但这并不是美国简单的“乐善好施”，而是其预防性防御战略向独联体地区的有效延伸（第八章）;NMD是俄美核安全关系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美国最终决定部署NMD不仅动摇了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础，也极大地侵蚀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第九章）;“9·11”事件后，美国核安全理念进入快速调整期，俄罗斯的核战略理念也顺势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