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成为一项重要资源,具有巨大的价值,同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愈演愈烈。我国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出规定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但在适用中仍存在着疑难问题,主要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存争议、犯罪对象范围不明晰、对犯罪行为方式的规制不完善和“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不统一。我国《民法总则》中自然人个人信息的体系地位决定了自然人个人信息不与隐私权等同,其他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立法与草案体现出信息自决权是我国目前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认定为信息自决权,能够与其他部门法律作有效地衔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为公民个人信息,其最大特性是可识别性。其中,对“公民”应作扩大解释,包括外国人、无国籍人,但不包括死者。“个人信息”则包含身份信息和活动信息,身份信息需具备真实性与关联性,活动信息需能够反映特定自然人的地理位置。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上,可分为“获取型”行为与“使用型”行为。关于“获取型”行为中的窃取行为,因个人信息具有特殊性,窃取行为不会对个人信息转移占有,故本罪中的“窃取”不同于刑法中其他罪的“窃取”,应理解为“未经同意而获取”,且需具备秘密性。关于“使用型”行为中的出售、提供行为,基于信息流通的需要,出售、提供信息的行为屡见不鲜,因而要把握好入罪的边界,维护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利用之间的平衡。此外,是否属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判断行为构成本罪与否的重要条件,关于“国家有关规定”的内涵需严格遵循司法解释,行业规则虽有一定通用性,但不属于“国家有关规定”范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规定为情节犯,即达到“情节严重”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才可入罪。在“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中,信息类型依其重要程度分为了三类,并对三类个人信息的数量设置了不同的入罪标准,在进行信息分类时应从信息与公民人身关联紧密度来分析。另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规定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在认定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时,应先判断其是否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可次序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