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降,主权国家已成为国际间政治行为的主体、人类最坚实的政治组织形式。但分离主义的存在威胁着现代主权国家,其对领土、人口的要求以及其对主权的分割对主权国家伤害极大。而土耳其的库尔德分离主义问题因其形成原因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持续时间漫长,成为了研究分离主义问题的绝佳案例。本文首先介绍了分离主义的定义及其危害。分离主义是“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具有分离性、土地领土诉求、暴力恐怖形态和复杂性四个特性。领土诉求、极端化认同和分离主义组织是分离主义的三个构成要素。分离主义理论看似以“人民主权”为外壳,实则藐视公平和民主的原则,逻辑无法自洽,具有荒悖性。国际社会的拒绝和主权国家的治理使得分离主义难以实现,只有在所属主权国家出现了重大乱象时才有小概率成功。库尔德民族有其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而库尔德地区地势险要、资源丰富,为兵家必争之地。库尔德人本在伊斯兰信仰的感召下,为奥斯曼帝国而战,站在土耳其国家一方。但一战之后土耳其政治重组,旧有领土分成数个国家,割裂了库尔德人。新崛起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库尔德人的龃龉是土耳其分离主义的缘起。本文认为库尔德分离主义表现出四个阶段:第一级,以德西姆叛乱和谢赫赛义德叛乱为代表的初级形态;第二级,以库尔德工人党等分离主义组织的运动为代表的中级形态;第三级,以库尔德建国活动为代表的高级形态;第四级,尝试进行谈判沟通的转型形态。三个阶段依次升级,逐步以更复杂、成熟的组织形态存在。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公民社会及组织、国际干预及全球化四个方面阐述了土耳其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根源。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政治原因:即库尔德人无法认同国家权威,政府以暴力抹杀为对策,直接催生了分离主义。库尔德地区经济社会落后和政府的反向倾斜政策是分离主义产生的经济原因。而随着民主政治在土耳其的开展以及库尔德分离主义政党、组织在土耳其的形成,分离主义形态逐步进入成熟模式。境外势力的干预及新时代全球化、网络化的新形势也给分离主义发展增加了助力。本文以分离主义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为剖面,探究了一个分离主义暴力团体的崛起、运作和转型。在土耳其经济转型和土地剧烈兼并的过程中丧失土地的库尔德农民们涌入城市,与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和国际左翼潮流结合,在土耳其右翼势力与军方的强力镇压下转向分离主义与暴力活动,库尔德工人党从此崛起。库尔德工人党以库尔德民族独立为目标,建立军队和根据地,大肆进行暴力袭击和暴恐活动。同时库尔德工人党也拥有自己系统的分离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建立了遍布全球,深入库尔德底层民众的组织。在厄贾兰被捕后库尔德工人党内部分裂,有些成员坚持暴力斗争,有些成员在厄贾兰的号召下开始与政府谈判沟通,也有的成员转向叙利亚战场,谋求建立库尔德人国家。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分离主义治理主要分为武力镇压和沟通扶助两个方面。武力镇压手段包括军队镇压、军管制度、乡村卫队制度、舆论压制和国际合作等手段。厄扎尔总统以及后来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承认库尔德语言文化、允许库尔德人参政议政、投资繁荣库尔德地区等方面前后相继,开展了“库尔德开放”动议和“伊姆拉和平进程”等和平程序。只是土耳其文官与军政府的相互颉颃使两种政策无法互补,反而互相掣肘,使分离主义治理陷入僵局。当前世界多国存在着分离主义问题,土耳其库尔德分离主义治理可以为他国之鉴。本文总结的分离主义治理经验是:民族压迫、贫困和不平等是分离主义产生的温床;治理方针宜连贯;信息与全球化时代要放眼全世界;分离主义组织是治理的关键;以国家认同驱散分离主义认同,坚决维护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