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陷中国于亡国亡种的空前危机,章太炎等一批志士仁人缘于对民族和文化的强烈危机意识,积极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力图从中寻求救亡图存之良方,道家成为他们资以救世应务的主要资源之一。研究道家遂成了章太炎学术生命之要务。本文对章太炎道家观进行研究,旨在分析章太炎如何通过诠释道家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考察了章太炎研究道家的历史原因和学术背景。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开始深入研读佛经。佛学思想便成为他提倡革命、净化道德的依据。然而革命屡遭失败,使章太炎认为不仅要以道德发起信心,而且要以国粹激动种性,因而只有道佛和合才能达此目的,此后开始研治道家,而良好的家学传承以及博采朴学、诸子、佛学、西学之长为他研究道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第二章就章太炎道家研究之进路作一考察。在一九O六年之前,章太炎的学术重心在治经,并不甚好老庄,因而关于道家的研究不多,《膏兰室札记》对《庄子》作了十一条训释,《馗书》之《儒道》则表明了他尊儒抑道、贬老褒庄的思想倾向。然而,在他将学术重心从经学转向佛道以后,研究成果较丰富,主要有：《诸子学略说》、《庄子解诂》、《原道》和《齐物论释》。《诸子学略说》指出道家无宗教,章太炎借此拒斥基督教；认为胆怯者多权术,旨在说明孔子之诈甚于老子。《庄子解诂》是以传统的训诂方法训释庄子,故本章从内容、特征、训诂方法上对其进行了考察。《原道》主要借解读老子思想提出章太炎自己的政治观点,《齐物论释》则通过以佛解庄,阐明自由平等思想。章太炎经历诸多世事之后,将学术重点渐趋转向儒家。这时期他对道家的研究主要反映在《道本》、《道微》、《蓟汉微言》、《老子政治思想概论序》、《诸子略说》。《道本》以为老子即贵身又贵大患,强调“以百姓心为心”、救世度人。《道微》主要借子华子的生死观阐述章太炎本人“迫生不如死”的观点,这是章太炎对自身生存状态进行反思的结果,又是他卓历赴死精神的表现。《菿汉微言》将儒释道互证,试图构建儒释道三者融合的思想体系。《老子政治思想概论序》把老子比喻成大医,以为《老子》一书遍列方剂,不同材性的人则应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中获得适宜的药方。《诸子略说》指出老子之“道”最高之处在于看出“常”、“无”、“无我”、“无所得”,并对《庄子》内篇钩玄提要,以为佛法精义俱在其中。第三章以《原道》为中心考察了章太炎如何将对老庄的解读与现实的政治相结合。《原道》指出,老子言术是为了“去民之诈”,章太炎此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清政府的“伪立宪”；老子主张弃前识,即不能无缘而妄意度,章太炎意在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派的武断。《原道》还将老子“不尚贤”解读为不尚“名誉、谈说、才气”,章氏以此说明代议制在中国不可行；指出老子之“道”“极人事”,即不同事物并行不悖,主张“分异政俗,无令干位”；此后,章太炎还将老子政治思想概括为一“因”字,即因人因时因地以制宜。也正是由于这一“因”字的不确定性,使章太炎对于寻求救国良方陷入迷茫之中。第四章以《齐物论释》为中心考察了章太炎以佛解庄之缘由、成果和旨趣。章太炎在讲述《庄子》时发现庄佛义多相涉,且经国莫如《齐物论》,故以佛解庄,旨在明自由平等思想、达齐物之境。它要求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在排遣名相之后,则可“操齐物以解纷”,即在“齐物”思想的引领下,随顺文野而齐文野,顺世和之以是非,无所谓正负之论,无所谓智愚之分,从而拒斥那些企图以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人的行为,抵制那些志存兼并者的侵略。第五章以《蓟汉微言》为中心考察了章太炎如何以庄证孔。章太炎以庄子“齐物”理解孔子之“忠恕”,认为忠恕应并举；以庄子“无己”解释孔子之“绝四”,以为庄子最得孔子之遗绪；以庄子“有待”去诠释《易传》之“命”,以为此“命”实质上是假托之名。《蓟汉微言》不仅以庄证孔,而且以佛证孔,从而“齐”论三者。第六章就章太炎道家观进行评介。其一,道家哲学为章太炎的进化论、政治观、宗教观以及哲学思想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章氏于“齐物”思想中开启的多元思维方法为他含摄古今中外之思想成果提供了新的视角,于道家思想中发掘的微旨成为他经世应务的理论依据；其二,道家哲学是章太炎用来批评儒家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而他“诋孔”对后来新文化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章氏的道家观对梁启超、胡适、鲁迅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结语部分对章太炎道家观的近代意义进行总结：章太炎在道家方面的“孤行独见”既有利于提振国粹、增强民族道德,也为道家思想在近代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沃土,尤其是他以庄子“齐物”为视域融通各种文化、思想和学术,从而主张文化多元,以此寻求文化自主。这使章太炎的道家观在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