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外来学说的迅猛冲击下，在“救亡”、“启蒙”两大主题的激荡中，学者不禁思考:“这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代，需要怎样的‘理想文学’和‘理想学术’？”他们重新整合、审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学术传统，对明清各派建构“理想文学”统系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了批判性理解和选择性继承。　　坚持“古文学”统系的学者，主要有以“唐宋古文”、“骈文”和“魏晋文”为正宗的三个阵营。他们有文教“保国”之志，也存文学“觉民”之念，在比附或抗衡外来学说的过程中，反思并恢廓各自“文统”，界定并赓续“传世”文学。主唐宋古文者以贺涛、姚永朴、陈澹然、林纾等人为代表，他们关注韩愈古文在“传世”与“经世”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启示，强调其守正谨严与博通善变，阐发其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并以传承其道统、文统为志。主骈文者以刘师培、李详、孙德谦为代表，他们善于条别源流、区辨文体，分别注重循名察实、奇偶变迁与潜气内转，辨明韩愈古文一脉文章的名实、形态与蹊径。主魏晋文者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前者致力于“求是”之学，重视韩愈古文“积极的雅”，针对“古文不善说理”之见，指其善“事理”而不善“名理”;后者以《文心雕龙》的“自然之道”折衷师说，批评“以文载道”，并将唐宋古文与后世平话、小说及八股文的产生联系起来。这三大阵营在批评中皆注意韩愈古文本体与后世流弊的差别;他们也都希望藉此完善各自的文章统系，纠正当时桐城后学之偏狭及流行文体之鄙俗，重振学风、文风以振起世风。他们立身于“求是”、“传世”之学，亦虑及“致用”、“应时”之需。　　自“白话文”兴起，“古文学”内部的纷争泯于无形。胡适、陈独秀、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革命”者不满足“文界革命”时期仅将“白话文”作“觉世”之用，更加积极地植根现代学术理念，袭取中国传统学术中建构统系或确立正宗的形式，为促使“新文学”的“传世”而试图推翻过去的一切正统与正宗。他们立足当下的时代需求，重估韩愈古文的价值。在此过程中，运用广为传播的“生物进化论”，根据各自所接受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审视韩愈古文，批评韩愈的“师古”、“道统”说及“载道”之文，并将其“文起八代之衰”与“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相比较或比附。他们过度地注重实用，以科学为正轨，取代传统人文价值体系;又或过度地提倡自由，忽略了学术统整、艺术权威与文化本位，均引发时人的激烈讨论。向西方“人文主义”或传统宋学“取经”、渴望建设真正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者，提倡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对此前的“文学革命”进行了有力反拨，纠正了对韩愈古文的一些偏见，重新肯定了韩愈古文在艺术、思想、文化方面的永恒价值及其于现世的取鉴意义。　　对韩愈古文的批评，在由“文统之争”向“古今之争”转变的背景中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韩愈古文“起衰”或“启衰”的评价，已不仅仅是基于不同“文学理想”的判断，还是基于不同“学术理想”和“文化理想”的阐说。他们或以韩愈道统文统自命，或有意对抗批判，或比附曲解以利用，或从中寻找可以通今的精神与出路。对韩愈“师法观”和“华夷观”的理解，往往彰显了批评者自身的学术与文化立场。他们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走向的探索，至今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