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大,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美国各界对此充满了担忧。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不断推行和贯彻“美国优先”理论,对投资领域的影响更甚。美国政府借以应对现阶段日益增长的外国投资和因外资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对外资的安全审查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大变革,即当前通过的《2017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法案》(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7,以下简称FIRRMA),该法案主要是对现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修订,加强监管,适时应对当前美国国内经济安全形势。最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立法改革将中国列为审查行为的重点关注对象,有较为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意图,也就是说这一最新改革法案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环境将会更加严苛。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这一立法变化,本文以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变迁历程为基础,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案和峡谷桥资本公司收购美国莱迪思半导体公司案为切入点,着重分析FIRRMA,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改革的驱动因素、改革主要的内容和发展的趋势,以及涵盖增加中国企业赴美的投资难度、投资成本和风险明显提升、审查的政治化日益凸显、救济渠道被进一步压缩在内的一系列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带来的不利影响,并结合当前我国外资审查制度和企业在美投资的现状,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相关的应对措施,从而来规避最新立法改革可能带来的审查风险。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改革将在投资领域、行为、结果三方面对中资企业赴美投资带来影响,主要体现在赴美投资并购形势日益严峻,限制增多,新增“特别国家”概念加剧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政治化审查,使得政治化渗入经济领域日益加强、提升了赴美投资的成本和加剧了投资风险的系数、审查的救济途径不断减少和虚化等。在美国审查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审查日趋严格的趋势下,结合当前中国出台的最新外资监管法案——《外商投资法》,指明中国企业和政府要意识到自身企业和国内所存在问题和不足,由外及里,对于中国和中国赴美投资的企业而言,重视安全审查、提升自身实力、深入研究、积极应对才是解决赴美投资过程中国家安全审查问题最现实、最可行和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国家层面上,首先政府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措施,加快完善我国的外资审查制度体系,通过对外资进行一定限制和审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其他国家的警示作用。其次,国家还要尽快出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案,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改变知识窃取等不良国际形象。此外,国家还要加强与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沟通交流和磋商。企业层面上,企业应该强化自身管理制度,遵守相关法律,审慎选择投资领域,结合自身实力、并购需求和被并购目标的实际情况对并购项目进行可行性调研和风险评估,重视自身法务部门的作用,建设专业性较强的企业法律队伍,熟悉美国的相关法律政策,设计合理的交易结构,避开涉及敏感领域的并购交易,同时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建设,避免触及美国安全审查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