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试图占据生物技术的制高点。但在享受生物技术带来的“红利”的同时,生物技术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我国十分重视生物安全问题,2020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生物技术在实践领域中的不断应用,使得生物安全风险日益突出。应用生物技术的同时,化解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生物实验离不开实验室,因此,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规制,可以说是扼住了生物安全的“咽喉”。我国已颁布若干与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可以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规制体系。但实际上,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相关立法及监管机制存在很多漏洞,对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规制并不理想,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仍有发生。而立法和监管机制的漏洞实际上体现了传统规制理论即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理论的不足。面对实验室生物安全领域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基于“行为”与“结果”的传统确定性危险排除模式,在风险预防上显得无能为力。且该领域具有高度专业性,传统规制模式下,仅仅依靠政府和法律并不足以起到规制实效。因此,在面对实验室生物安全领域,法律系统本身的认知能力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是困境产生的原因,这种固有的结构性局限,只有通过转变规制范式才能突破困境。托依布纳的“反身法规制理论”为在高度专门化的社会子系统的规制提供了有益思路,根据“反身法规制理论”,法律不对其他社会子系统进行直接干涉,而是通过系统间的结构耦合、信息交互以及商谈沟通进行间接干涉。将“反身法规制理论”引入实验室生物安全规制领域,可以解决当前传统规制模式下的困境。具体而言,“反身法规制理论”强调过程性规制,其所提供的规制策略可以分为:程序型规制策略、信息型规制策略、授权型规制策略以及商谈型规制策略四种,在这四种规制策略的指引下,建立实验室生物安全领域的相关制度,以此突破传统规制理论下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规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