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学科的发端、过程与发展的研究,阐述了 20世纪上半叶以来,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学科建设的社会意义与学科意义,并从教育学的视角审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学科建设逐步走向专业化的历程。本文由上、中、下、篇三部分构成。上篇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学术环境与学科意识”为核心议题,对学科萌芽时期的大背景进行分析。第一章从“西风东渐中诞生的专业音乐学院”开始,当时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其历史意义堪称深远。其学科建设与管理体制的初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教育体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本土音乐传承的使命,文化守望的概念,在发端之时便已镌刻在其基因之中。第二章为“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外来融合与自我意识”,阐述了20世纪上半叶,我国传统文化审美的思想沿袭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并存的状态,以及当时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与传统音乐土壤的紧密关系,以及广泛地关于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中民族音乐的思考与定位问题的讨论等。中篇聚焦“早期学科思路轨迹与教师群体研究”,阐述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中有重要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在学科发展初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与推动,一个相对零散的专业终于聚成了蔚为壮观的学术大平台。第三章“早期活动:从外围到核心”,阐述了在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的早期发展历程中三位有着重要贡献的代表性人物的主要活动:沈知白最初的基础性工作,贺绿汀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框架搭建,于会泳凭借其在民族音乐理论领域独到的专业造诣对学科内涵进行填充。这三位学者的早期学科建设活动,为民族音乐理论学科的建设打下了扎实基础。第四章“三类人才的聚与散”:上海音乐学院1956年民族音乐系成立,以共同的民族音乐为背景整合了三个不同的专业方向。其中,三位代表性人物的重要学术贡献——卫仲乐的民族器乐教学,胡登跳的民族音乐创作与研究,夏野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分别代表了三个学科发展的缩影。随着后来各自学科的发展壮大,最终走向独立。下篇聚焦“上音民族音乐理论学科的建设”。第五章“学科概念、社会与思想基础”,首先从教学学视域下的“学科”、“学科建设”、“专业”、“专业建设”等概念出发,探讨其相互关系,以及该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与教育学原理相契合的点;探讨了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所具有的国家顶层设计的思想背景与影响力,及具有时代共性意义的对民族音乐学科领域的探究与建设。第六章“学科探索:课程-专业-学科体系”,阐述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科发展线路图:从早期相对个别化呈现的课程,到寻求学科背景共性的三位一体合作,再到学科分类趋于专业化,最后归属于音乐学系。这里呈现出的“课程-专业-学科“的阶段、路径及特点,与前一章关于“专业与学科”关系的理论形成呼应。第七章“学科积累:成就与未来期许”,本章回顾了学科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中富有代表性的、学科基石类的重要课程与教材和著述,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同时也发现存在的提升空间。作为学科建设,其建设边界并不固化,其学科延展富有弹性:行业学会、学术会议、科研项目、甚至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与表演领域等,均表现出民族音乐理论的支持与辅佐,体现了学科建设的宏大叙事,学科中心对周边的辐射、跨学科特质等。综上,本文得出以下几个观点:1、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中的核心价值观与必然前提:保持对民族音乐理论与实践的文化自信。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开始到二十大报告,对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尊重、珍视并负责任地传承,这都是最基本的信念与工作出发点。2、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学科建设责任与义务,包括文化传承的责任。因而,学科建设不仅包括对知识体系的挖掘和建设,也包括传承与传播。3、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两手抓”特色——本体挖掘与整体布局。4、民族音乐理论学科研究工具的开发与利用:作为方法与工具,除了传统的采风,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中一些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田野调查、口述史研究、影像志等等。5、构建基于教育学理论的新时代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包括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与人才建设梯队、评价体系等的系统化建设。6、设计整体化科研目标,产出彼此关联的系列成果,需顶层设计,系统协同。7、高校学科建设与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体化贯通具有重要价值,加强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使年轻一代的学生更好地了解、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