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柏柏尔人广泛分布于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占据全国总人口的40%,对摩洛哥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献可考的柏柏尔部落历史可以回溯至希腊时代,罗马帝国时期通过吸纳部落首领,建立辅助部队和建立私有制土地关系三种方式对北非的柏柏尔部落进行整合。伊斯兰教传入北非,经历了最初的抵抗后,为柏柏尔部落提供了政治统一的意识形态。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下,北非柏柏尔部落建立了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与一系列王国。
摩洛哥的柏柏尔部落社会从下至上依次分为四个层级的社会单元,分别是村庄、坎顿、部落和部落联盟。最主要的政治制度包括杰马、战时军事联盟和世俗领袖阿伽。其中杰马是最重要的政治机构,负责柏柏尔部落的日常行政管理,体现了柏柏尔部落的平等主义本质。习惯法是柏柏尔部落最重要的司法依据,与沙利亚法互相补充,但存在区别。柏柏尔习惯法竭力避免部落财产的分割,重视在隐士墓前起誓的法律效力,且其主要功能是预防暴力和犯罪行为的发生。除过伊斯兰教以外,摩洛哥柏柏尔部落最重要的信仰为圣徒崇拜。在前殖民时代,只有圣徒可以弥合部落的分歧,打破部落之间各自为政的藩篱,对部落进行有效的整合。
在法属保护国时期,殖民政府的统治方略为素丹在台前,法国人居幕后,利用摩洛哥本土显贵进行间接统治。在平定柏柏尔部落的过程中,法国殖民政府将政治招降、“油渍”渗透和武力征服三种手段相结合。平定摩洛哥全境后,法国人主要以任用卡伊德、大卡伊德等世俗权威对柏柏尔部落进行整合,严重破坏了杰马制度;以改写柏柏尔起源传说,培养“温和的”柏柏尔精英和在部落地区传播天主教,对柏柏尔部落进行认同整合;通过吸纳隐士、兄弟会等宗教力量,对柏柏尔部落进行宗教整合;通过颁行柏柏尔诏令对柏柏尔部落进行司法整合。法国殖民政府对柏柏尔部落的整合手段一定达到了分而治之的殖民目标,但同时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传播。
里夫地区阿卜德·克里姆起义根源有五:一是西班牙殖民政府的乱政;二是高级专员与武将的冲突;三是西班牙与法国殖民统治模式的差异;四是里夫部落的社会政治特点;五是德国人对里夫部落的渗透和煽动。阿卜德·克里姆创立了里夫共和国,制定政治与军事制度,但在法国与西班牙殖民者的联合绞杀下失败,留下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大遗产。
摩洛哥独立之初,独立党希望以对柏柏尔部落的打压实现与国王角力和现代化双重目标,然而酿成了1957年塔菲拉勒特和1958-1959年里夫柏柏尔部落叛乱。独立党失势后,摩洛哥君主对柏柏尔部落进行了整合,与乡村柏柏尔部落精英建立恩荫关系,在经济上对柏柏尔部落精英进行笼络,倡导中立的文化认同。1971年与1971年政变则意味着柏柏尔精英在与君主的权力争夺中落败。由于摩洛哥左派对柏柏尔族裔认同的挤压和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之春的刺激,摩洛哥柏柏尔部落与政府关系产生了新的形式——柏柏尔文化运动。柏柏尔文化运动经历了萌芽期,型塑期和高潮期,表现出三大特点:第一,以温和的文化运动为主要形式,以柏柏尔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诉求;第二,以城市知识精英为核心领导力量;第三,构建一种融入型的民族主义叙事。
全球化浪潮对摩洛哥柏柏尔部落产生了剧烈冲击,首先导致部落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其次加剧乡村部落地区的权力、财富与性别不平等,最后改变乡村部落的习俗与意识形态。全球化浪潮导致摩洛哥城乡、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摩洛哥政府的吸纳政策又促使柏柏尔精英发生分化,温和派精英逐渐失去领导地位。这两方面因素加上草根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使得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开始转轨,变得激进化。2016年肇始的人民运动及其溢出效应正是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激进化的集中体现。
摩洛哥的柏柏尔部落社会从下至上依次分为四个层级的社会单元,分别是村庄、坎顿、部落和部落联盟。最主要的政治制度包括杰马、战时军事联盟和世俗领袖阿伽。其中杰马是最重要的政治机构,负责柏柏尔部落的日常行政管理,体现了柏柏尔部落的平等主义本质。习惯法是柏柏尔部落最重要的司法依据,与沙利亚法互相补充,但存在区别。柏柏尔习惯法竭力避免部落财产的分割,重视在隐士墓前起誓的法律效力,且其主要功能是预防暴力和犯罪行为的发生。除过伊斯兰教以外,摩洛哥柏柏尔部落最重要的信仰为圣徒崇拜。在前殖民时代,只有圣徒可以弥合部落的分歧,打破部落之间各自为政的藩篱,对部落进行有效的整合。
在法属保护国时期,殖民政府的统治方略为素丹在台前,法国人居幕后,利用摩洛哥本土显贵进行间接统治。在平定柏柏尔部落的过程中,法国殖民政府将政治招降、“油渍”渗透和武力征服三种手段相结合。平定摩洛哥全境后,法国人主要以任用卡伊德、大卡伊德等世俗权威对柏柏尔部落进行整合,严重破坏了杰马制度;以改写柏柏尔起源传说,培养“温和的”柏柏尔精英和在部落地区传播天主教,对柏柏尔部落进行认同整合;通过吸纳隐士、兄弟会等宗教力量,对柏柏尔部落进行宗教整合;通过颁行柏柏尔诏令对柏柏尔部落进行司法整合。法国殖民政府对柏柏尔部落的整合手段一定达到了分而治之的殖民目标,但同时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传播。
里夫地区阿卜德·克里姆起义根源有五:一是西班牙殖民政府的乱政;二是高级专员与武将的冲突;三是西班牙与法国殖民统治模式的差异;四是里夫部落的社会政治特点;五是德国人对里夫部落的渗透和煽动。阿卜德·克里姆创立了里夫共和国,制定政治与军事制度,但在法国与西班牙殖民者的联合绞杀下失败,留下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大遗产。
摩洛哥独立之初,独立党希望以对柏柏尔部落的打压实现与国王角力和现代化双重目标,然而酿成了1957年塔菲拉勒特和1958-1959年里夫柏柏尔部落叛乱。独立党失势后,摩洛哥君主对柏柏尔部落进行了整合,与乡村柏柏尔部落精英建立恩荫关系,在经济上对柏柏尔部落精英进行笼络,倡导中立的文化认同。1971年与1971年政变则意味着柏柏尔精英在与君主的权力争夺中落败。由于摩洛哥左派对柏柏尔族裔认同的挤压和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之春的刺激,摩洛哥柏柏尔部落与政府关系产生了新的形式——柏柏尔文化运动。柏柏尔文化运动经历了萌芽期,型塑期和高潮期,表现出三大特点:第一,以温和的文化运动为主要形式,以柏柏尔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诉求;第二,以城市知识精英为核心领导力量;第三,构建一种融入型的民族主义叙事。
全球化浪潮对摩洛哥柏柏尔部落产生了剧烈冲击,首先导致部落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其次加剧乡村部落地区的权力、财富与性别不平等,最后改变乡村部落的习俗与意识形态。全球化浪潮导致摩洛哥城乡、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摩洛哥政府的吸纳政策又促使柏柏尔精英发生分化,温和派精英逐渐失去领导地位。这两方面因素加上草根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使得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开始转轨,变得激进化。2016年肇始的人民运动及其溢出效应正是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激进化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