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始于13世纪,起初用于国家财政开支的管理及控制。时至今日,作为一项运用广泛的经典管理手段,预算在企业运行效率和配置资源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预算机会主义行为严重制约了预算管理功能的发挥。其中,预算卸责因其实施行为的隐蔽性、对预算程序的危害性,而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总而言之,预算卸责归因于预算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预算下级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业绩预告作为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主要来源,在改善上市公司信息环境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业绩预告制度的变迁旨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降低各方信息不对称。然而随着业绩预告违规现象层出不穷,已有学者和投资者开始质疑我国业绩预告的可靠性,并且由于我国并没有类似于美国的“安全港”和“预警”机制对自愿业绩预告行为进行护航,以至于我国上市公司缺乏自愿业绩预告的动力。本文以2013至2015三年沪深A股有预算披露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相关理论作为支撑,并基于前人研究经验,提出本文假设并构建模型,对自愿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探讨了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之间,关于自愿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的相关性是否存在差异性。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第一,2013-2015三年期间约有28%的上市公司进行了预算披露,其中超过50%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存在预算卸责,这说明虽然我国企业已经普遍运用预算管理,但是预算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体现,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普遍存在预算卸责行为。第二,2013-2015三年期间约有62%的上市公司进行了业绩预告,其中强制业绩预告约占41%,而自愿业绩预告只占21%,这说明自愿业绩预告作为我国盈利预测信息的重要来源,并没有得到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充分重视。第三,回归检验结果表明,自愿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自愿业绩预告对预算卸责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结合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与业绩预告制度特征,探究所有权性质、自愿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披露环境特征,为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另一方面,丰富了预算卸责的前因研究和理论框架。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期找出降低管理者预算卸责的有效途径,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