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数字技术提供平台的趋利偏好,数字技术快速普及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在现有人权体系内衍生出主体的严重分化和对立,导致部分主体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进而成为数字弱势群体,难以参与数字生活并获得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对于该部分群体的人权保障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难题,而这一难题从根本上来自于数字弱势群体权利层面的弱势。一方面,数字弱势群体因为数字技术的弱势产生,同生理或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并不一致,现有弱势群体保障制度不能有效消除其面临的人权障碍;另一方面,现有立法研究大多侧重数据安全,调整数字利维坦和普通个体之间的冲突,忽略了数字弱势群体参与数字生活、分享数字红利的生存发展需要。因此,要保障数字红利能够为所有人所共享,就必须运用人权的思维,对数字弱势群体的人权法律保障制度进行优化。为此,首要任务是对数字弱势群体人权体系进行升级,厘清数字弱势群体应有的数字人权类别和内容。依托数字包容理念,数字弱势群体人权是包含数字平等权、数字自由权和数字特殊保护权在内的权利束。具体而言,数字平等权是人在对数字技术及其服务的基本需要、法律地位、待遇和机会上的平等权;数字自由权则是社会成员在数字时代能够依照适当的方式,自由而无障碍获得、利用数字技术的权利;而数字特殊保护权则以获得数字援助和救济为内核,是数字弱势群体可以在获取、利用数字技术及服务方面获得额外帮助、特殊救助和特殊保护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基于人本主义、当代人权理论和社会正义,论述对数字弱势群体人权进行法律保障的必要性,通过比较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实践经验,发掘出优化我国数字弱势群体人权法律保障制度的思路:第一,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人权的立法保障,通过集中立法为人权保障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并在宪法和法律两个层面上将数字人权转化为法定权利;第二,明确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的责任划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重要主体,第三部门为支撑,政府自上而下宏观推行路径同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微观落实路径双向并行,为数字弱势群体人权的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