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为政首,农为邦本。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虽然中国粮食年年丰收,但粮食供需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人口的增长、消费的升级、以及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剧,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跨部门、区域转移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的农业生产劳动投入减少,以及投入劳动的偏老龄化、女性化、幼龄化的现象,也引发了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然而,从近四十年的数据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越来越大,粮食生产的规模并没有因为农业劳动力转出而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都呈上升的态势,但粮食生产区域分布却发生了较大变化。那么,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分布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在非农收入迅速上涨的背景下,农民的理性决策,农业劳动力具有持续大规模转出的趋势;地方政府寻求经济的发展,希望跳出“产粮大省,经济弱省”的怪圈,这种情境下,粮食安全如何保障。本文尝试从农户和区域两个层面系统性地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讨论其作用机制,揭示了要素投入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实证角度验证其影响逻辑,利用浙江大学家庭大数据的微观数据和各地区县域的宏观数据。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粮食生产区域转移与集中趋势凸显。中国粮食供给实现了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2020年粮食总量达1.34万亿斤,完成了自2004年以来的“十七连丰”。粮食生产分布的区域化和专业化趋势凸显,粮食生产逐渐走向集中。具体表现为,粮食生产区域分布逐渐集中,20世纪50年代各个地区的粮食流通较少,净调出省达27个,而现有的粮食净调出地区仅剩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区）。粮食生产逐渐北移,由“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以前有名的“鱼米之乡”,如浙江杭嘉湖地区已由粮食调出地转变为调入地,粮食产量减少并出现弃粮撂荒现象;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规模逐渐扩大,由“北大荒”演变为“北大仓”。第二,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粮食生产分布的演变,是区域内农户粮食生产决策的总体反映。农业劳动的减少,导致农户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大量节约劳动的技术、服务、农业资本逐步推广。资本投入的增加,尤其是农业机械规模的扩大,农业技术服务的发展,集中区相对于转移区和调入区具有更大的资本投入增幅。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有效地弥补了劳动投入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是农业产出增加的主要动力。劳动力转出对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产生负面影响,抑制农地转入,促进农地转出;而劳动力转出在资本投入的促进作用,又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张产生正向影响。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市场上的土地供给,而资本投入增加则通过提升农民农业经营能力强化了农地需求,二者共同促进了农村土地市场的繁荣。第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依赖于区域禀赋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区位转移具有重要影响,构成了粮食生产产业转移、集中的推拉力量,赋予区域粮食生产新的比较优势。在不同区域,农业生产投入决策和种粮决策存在明显差异,购买机械、雇佣劳动、购买服务、种粮比例中,集中区最高、其次是调入区、转移区最低。在农业生产规模调整中,集中区的租入耕地比例较高,而转移区的撂荒现象更严重。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结合,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其天然的弱质性决定了政府政策调整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地方政府关于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目标的一致和冲突也促进了粮食生产分布变化。研究发现,粮食生产更倾向于集中在资本—劳动容易替代和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成本低的地区,在设计粮食相关政策时,需要区分全国与粮食集中区、转移区、调入区的政策重点,发挥各地区在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促进粮食区域化生产与专业分工。引导城乡要素对流,推动劳动力自主、有序、合理转移,引进入农资本,尤其增加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机械装备水平的投资,促进全过程机械化率提升。进一步引导和整合现有资源,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开发高产优质粮种,释放结构调整空间,提升粮食结构调整能力,有效保障粮食安全。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降低交易生产成本,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在关注粮食安全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调入区和转移区的撂荒所造成的耕地浪费,推动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体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