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更是七国连年进行合纵连横兼并战争的时期，战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战争的进行离不开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一切战争和军事活动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和物质基础，也是影响战争胜负和军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地理条件。战略地理的得失对战争的进程乃至结局影响重大，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对战略地理的占领与利用亦十分重视。　　魏国是战国初期率先称霸的国家。魏国的强盛得力于占据了有利的战略地理位置，并率先实行了变法革新，使得魏文侯能够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西夺秦河西之地，北破中山国，又与韩、赵联合，东伐齐，南破楚，不但抑制了齐、楚的进攻，而且开拓了疆域，提高了声望，终于奠定了魏国的霸业，其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承认。　　魏国的霸业乃是基于与韩、赵联合的基础之上的。三晋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又因利益冲突而分道扬(镳)。在争夺激烈的兼并战争时代，诸侯国的关系完全是由相互间的利害关系决定的，不存在永久、可靠的联盟关系。三晋领土相连，谁都想向外扩展，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魏文侯联合韩、赵，是形势所逼，利害所趋。魏武侯即位后，三晋已面临分裂，正确的方针应是联合赵打韩，兼并韩国土地。因为韩地嵌入魏境，是魏国的心腹之患。魏武侯却同时出击，平均使用力量，企图以霸主身份限制韩、赵的发展，迫使韩、赵听命于魏，结果是更加激化了与韩、赵的矛盾，驱使韩、赵联合起来对付魏国。魏国虽因韩、赵意见不合而免遭分裂之祸，但其以后的战略环境就更加恶化了。　　由于各国相继变法图强，齐、秦崛起，魏国在战略地理方面的不利因素逐渐凸现出来:西面秦军的攻势咄咄逼人，东面齐国在谋求取代魏国作中原的霸主，赵、韩两国与魏国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魏国为维护其霸业不衰，实行战略重点东移，迁都大梁。东方的齐国面对魏国的压力，不甘示弱，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桂陵、马陵之战实质上是齐、魏争夺中原霸权的两次战略性决战。经过这两次战争，魏、齐在东方强弱易势，齐国取得了胜利，而魏国渐趋衰落。秦国乘机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夺占魏河西之地。尔后，秦又利用魏、楚的矛盾，出兵助魏攻楚，然后乘魏师老兵疲之际，又以大兵伐魏相威慑，得到了魏上郡大片土地。秦国夺占河西和上郡，不但开拓了疆土，而且为以后的兼并战争开创了十分有利的战略形势。　　魏国在对齐、秦的战争中，屡遭重创，丧师失地，从此一蹶不振;而齐、秦两国却在削弱魏国的过程中赢得了巨大的声威和实利，从而使原来的战略格局发生变化:原来的首强和中原霸主魏国沦为二等强国，齐、秦两国崛起成为并立于东、西方的头等强国。两强战略格局形成后，合纵连横活动应运而生，在合纵连横活动中魏国是争夺的焦点。魏国则反复无常，时而合纵抗秦，时而又与秦连横，以进攻邻国。这就为秦国拆散并最终击败合纵创造了有利条件。秦国一方面鼓励山东各国间的战争，另一方乘机连年蚕食三晋，控制秦、齐间的大片土地，迫使魏国臣服，实现了“接地于齐，以决从（纵）亲之要（腰）”的战略目标。从此，合纵势力土崩瓦解，再也无法阻止秦国对列国的统一。　　战国末期，魏国完全衰弱，原为西陲小邦的秦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国一方面吞并巴、蜀，拓展战略纵深;另一方面继续蚕食魏国，控制黄河天然防线;设置函谷关，建立东进的桥头堡。在灭亡韩国，控制魏国，打通东进道路之后，秦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在十年之内一举灭亡了山东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　　地理环境是进行战争活动的客观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和影响战争活动的一种综合因素，不但影响战争的进程，而且有时直接影响军队作战能力的发挥，甚至影响战争的胜败与结局。世界著名的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曾说:“地理环境同军事行动本身有着十分密切而永远存在的关系，它不论对战争过程本身，还是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战略地理上看，魏国是一个处于四战之地的国家。在战国初期魏国充分利用其有利的战略地理条件，联合韩、赵，变法革新取得了首霸地位。但从魏文侯时期就开始在战略指导上缺乏清醒认识，未能乘魏强盛之际，把战略重点确定在一个方向上,使魏国摆脱四战之地的不利处境，反而四面出击。这样不但分散了兵力，消耗了国力，而且导致其四面树敌，深深陷入内线作战的困境。由此可知，处于四战之地者不能四面出击，更不能消极防御，要善于联合与国，积极寻求战略转机。　　战略地理的重要性要强调，但我们也不能唯地理论，关键还要看战略地理与统帅主观指挥艺术的配套、协调与否。战争经验证明，凡能深入研究并正确利用地理环境，获得克敌制胜的机率就会大一些;凡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认识不足或利用不当，即使处于优势的军队也可能转化为劣势，甚至造成失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