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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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传统的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有必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于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公共物品性、产权界定不明等特征,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更无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环境规制作为将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工具,逐渐成为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力量。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环境规制工具逐渐丰富,规制体系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那么,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呢?如果能,又是如何实现的?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全国和不同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和协同效应?本研究围绕“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这一主旨进行展开。首先,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二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环境规制理论和绿色经济增长理论,并对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和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其次,采用基于共同前沿面和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psilon Based Measure(E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对中国1998-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进行测度,并从时间和区域维度对其增长现状进行描述。同时,通过σ收敛、β收敛、俱乐部收敛和随机收敛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趋势进行了探究。再次,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差异性与协同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优化我国环境规制体系,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绿色技术进步是引起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来源。沿海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要高于内陆地区。(2)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显著的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俱乐部收敛和随机收敛特征,但不具有显著的σ收敛趋势。(3)环境规制对全国和沿海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影响效应,并且该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4)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多条中介路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加外资引入数量和提升外资引入质量,间接影响全国和沿海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环境规制还可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激励企业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与生产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5)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呈现显著为负的线性关系;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6)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协同效应,而市场激励型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协同效应为负。此外,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均显著促进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且这三种环境规制对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协同效应也显著为正。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量化了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演化特征。本研究基于共同前沿面和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与ML指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绿色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还通过σ收敛、β收敛、俱乐部收敛和随机收敛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收敛特征进行全面考察,为实现区域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2)拓展了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不仅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还选取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三个维度,并对其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和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六个中介路径,探究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间接传导机制,提高了研究的深度。此外,对“波特假说”、“污染光环假说”等理论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了再验证,进一步丰富了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内容。(3)考察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从政策协同视角对其绿色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基于区域和规制工具双重异质性的视角,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讨论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国和不同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以及协同效应,从而提出具有应用价值的政策优化建议,为政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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