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即根本恶论证,主要围绕着人性中善的原则与恶的原则的“共居”展开。康德肯定作为一种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具有三种与道德原则相关的、向善的源始禀赋,又主张人应当被设想为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从恶倾向,进而颠倒自身原初的心灵秩序,走向根本恶。康德的论证既从基督教传统的原罪学说汲取了思想资源,又是对宗教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哲学诠释,在指向欲求目的的禀赋与处理欲求目的间先后关系的决断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相互独立又彼此依托的善恶关系,也即禀赋与倾向的关系。研究主要通过对这一关系的分析和澄清,为康德的严格主义责任论立场辩护。第一部分探讨康德的根本恶论证与奥古斯丁、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基督教原罪论观点之间的分歧,指出康德如何通过一种哲学化的翻译剔除原罪论中与严格主义和责任论相悖的论证,尤其是原罪的遗传观点和理性的败坏问题。第二部批判性地结合了艾伦·伍德与亨利·阿利森在“根本恶”论证上的观点,指出动物性禀赋、人性禀赋同第三种禀赋之间的根本差异,对趋恶倾向的三种呈现形式作出澄清,指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之间的相容性以及两者间的联合如何构成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心灵秩序。第三部分从恶的族类性与道德主体的责任问题切入,探讨康德这一责任式心灵秩序对原罪论带来的“本性恶”与“意志软弱”问题的化解,借由对人类理性的批判性界定为其改恶向善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