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资源是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河湖资源过度开发,严重影响居民生产生活。在此背景下,国务院要求全面推行河长制,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绩效考核的高标准有效改善了河流治理绩效,但过高的绩效压力激化了公共价值冲突。地方多元主体环境治理取代传统意义和简单层次上的府际协作已是必然趋势,公众参与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被视为突破政府科层权威、释放民众话语权,赋予公众治理主体地位,实现河流治理目标并创造公共价值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试图打破政府“技术治理”困局,从公众参与视角出发,探讨公众参与度对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为我国治理河流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效能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本文以江苏、湖北两省的河长制实践为研究背景,探讨公众参与度对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首先,梳理现有文献与理论,界定公众参与度、政府信任、制度规则等相关概念,并阐述公共价值理论、纵横权力理论与参与-回报理论,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其次,结合理论与调研情况,将治理绩效分为生态、社会两个维度,分析公众参与、河流治理绩效的现状。再次,基于江苏、湖北2省的694份调查数据,运用分组回归分析比较不同地区河流治理绩效影响因素差异,再运用多元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检验,探讨公众参与度、政府信任与治理绩效间相互关系,最后再引入制度规则变量,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作异质性分析,并检验模型稳健性。本文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江苏、湖北两省遵循纵横权力运行的组织逻辑,基本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吸纳群众力量,协力治理河流环境。政府通过加强制度约束,吸纳民众力量;构建信息链条,丰富治理资源;强化绩效考核,规范政府行为,使得公众参与有所加深。公众参与积极参与社会问责,分担治理责任改善治理绩效,但仍有部分公众未参与或参与度不高。具体原因有内部动力不足,制度建设不健全,协商机制有待完善以及公众参与的绩效评价体系未建立等问题。（2）公众参与度、个体特征与河流特征是影响河流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公众参与度对河流治理的生态绩效、社会绩效与综合绩效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教育水平与社会绩效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公众对河湖治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河流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河流特征中,河湖资源的经济价值与对河湖治理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河流造成的生活影响对河湖治理治理绩效的影响呈现负相关。（3）政府信任是公众参与效能激活的重要影响因素。层次回归与bootstrap结果显示,在生态绩效方面,政府信任产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5.94%;在社会绩效方面,政府信任产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3.77%;在综合绩效方面,政府信任产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66%。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度影响河流治理生态绩效与社会绩效中有显著中介作用,且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度与生态绩效的中介效应要比对社会绩效的中介效应强。（4）制度规则能影响公众参与治理成本与治理期待,进而影响公众参与度对治理绩效的作用程度。正式制度规则在政府信任对生态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正式制度因其专用性不能调节政府信任与社会绩效的相互关系;非正式制度规则在政府信任对河流治理生态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