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面向,对中国农村的个体行动、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具有分化与整合的双重作用。它以倡导“瓦解集体、解放自我”的观念使农村个体追求自由、实现个体崛成为可能。但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的差异,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实则处于一种不稳定与不完善的发展状态,造成了不同的个体化困境。本研究立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运用个体化的理论对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经历的困境进行个案考察。首先,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与自由市场的兴起,中国农村发生个体化的转型与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行动的生成环境。其次,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现实生活的压迫是这一行动产生的动力。最后,进城务工行动发生之后,农村已婚妇女的这一经历陷入了个体化的困境之中。本研究以“脱嵌——去传统化——嵌入”三个过程为研究的逻辑架构,揭示了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行动失败的社会根源。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已婚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体化,而是表现出一种赋权与崛起、被动与失落的共同存在。在脱嵌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半脱嵌的状态,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秩序有关,性别差异、角色分工的路径依赖等是导致农村已婚妇女难以实现完全抽离的根本原因;在“去传统化”的过程中,个体化的发展使其陷入了另一种难以预料的风险与困境当中,个人独自承担外出务工可能面临的一切未知风险,造成了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行动的失败;加之“嵌入”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农村已婚妇女的个体权益与权利难以得到保证,这是其个体化困境的最直观表现。在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制之下,农村已婚妇女选择适时回归家庭、回归农村。进城务工作为个体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路径。对于中国农村已婚妇女来说,其进城务工的个体化困境主要来源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与社会因素,三者的相互影响与交互作用使其处于“不再”与“尚未”之间的艰难处境,进一步引发对农村社会秩序与社会建设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