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迅速上升,其潜在的脆弱性引发担忧。杠杆率攀升意味着企业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风险存量临近阈值,单个部门的金融风险很有可能通过跨部门转移至整个金融系统。此时,经济社会的突发事件将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际形势愈发复杂多变,逆全球化现象有所抬头。各国政府频繁调整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运行与应对外部冲击,加深了不确定性;加之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高涨。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政策的变更也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市场过剩的流动性带来新一轮杠杆周期,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政策不确定下,企业的脆弱程度是否会通过相关决策行为的改变而产生变化?其具体的传导渠道又是什么?本文旨在解答上述疑问。本文以中国2002年至202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为样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1）经济政策不确定加剧时,企业脆弱性受谨慎决策影响反而得到缓解;分阶段回归发现,该缓解效应随着不确定水平的提高而减弱,近年来政策波动反而直接恶化了企业脆弱程度。（2）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指出,规模较小、国有制结构以及参与海外市场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其财务脆弱性得到更大缓解。（3）进一步探究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债务融资成本的溢价效应是引起脆弱性降低的主要中介效应;期限结构视角显示,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将导致企业的债务结构短期化并引起脆弱性上升,但该效应会被其他中介效应的影响所吸收;企业外汇风险水平受经济政策波动的影响轻微下降,但对于企业脆弱性不存在进一步显著影响。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1）部署宏观审慎措施应考虑政策滞后性,明确政策立场以缓解不确定性;（2）重点关注系统重要性企业,逐步打破国有企业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刚性兑付,妥善出清违约企业;（3）改善融资环境、拓宽外债市场准入的同时须谨慎跨期权衡;（4）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出台配套机制以减少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