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在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腐败行为的存在不仅加剧了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各种社会矛盾，造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经济效益增长的后劲不足，更是削弱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事业中的执政能力与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腐败行为属于个人或群体行为，国家作为公权力的委托者，负有一定的扶正与监控责任，如何构建一套整体的、有效的且符合中国国情的预防腐败机制，减少腐败的发生率，将腐败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近年来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廉政风险监控模式现状考察与思考，认为我国已经建构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涉及到各个环节与领域的廉政风险监控体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套完备的体系在具体执行环节中所应起的监控作用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指导下，结合当前我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借鉴全面风险管理、整体性治理、网格化管理、网络化治理、现代化理论等现代科学的理论、思想和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田野调查法，分析了我国廉政风险监控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执行困境，基于优化我国现行廉政风险监控模式的这一出发点，提出构建廉政风险的整体式监控模式的构成框架和基本策略，为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由七个部分内容组成：　　导论部分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内容、创新之处进行了概括性介绍。　　第二部分对廉政风险以及廉政风险监控模式的概念及其相关内容、廉政风险监控模式优化的理论依据进行界定或介绍以及适用性分析。学者们一般认为廉政风险指公务员产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出于对廉政风险监控的可操作性的考虑，本文基于腐败行为的外延的划定来界定廉政风险的内涵。腐败行为的外延包括违法行为、违纪行为、违德行为。对于违法的腐败行为，主要指违反了刑法规定，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腐败行为，一般是腐败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严重后果，可以启动司法程序，符合立案标准的犯罪行为，在这一层面，腐败行为已成为事实，而不是一种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为此，本文所界定的廉政风险即为违纪违德的公共部门管理行为。本文同时认为廉政风险是各类因素综合而致，各类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导致“腐败行为之窗”打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廉政风险形成机理的多因素模型。　　所界定的廉政风险监控模式是指在现有公共部门管理体系框架内，廉政风险各层级监控主体通过遵循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合理配置廉政风险监控的责、权、利和分配廉政风险监控资源和能力，以各廉政风险监控主体的有机协调为路径，以廉政风险监控的机制与方式方法创新为手段，从而实现廉政风险监控的目标，并最终实现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的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它是我国廉政风险监控资源、能力、环境以及其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集成系统化的结果。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廉政风险监控体系，二是廉政风险监控机制或方式方法，三是廉政风险监控制度。　　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的廉政风险监控模式的主要现状。根据廉政风险监控主体的隶属关系，可以划分为体制内的廉政风险监控主体和体制外的廉政风险监控主体。体制内的廉政风险监控主体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上级主管机关、同级监督机关。体制外的廉政风险监控主体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这几类主体，根据主体的不同性质，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履行各自的监督职能，构成了一个广泛的分业型监控系统。廉政风险监控的客体要素主要包括权力的行使者、各种类型的权力以及廉政风险行为。廉政风险监控的手段要素主要包括监督执纪手段、预防和惩治手段。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组织中，各廉政风险监控主体的监控权或多或少存在监控权闲置、选择性监控和象征性监控的现象，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也进一步应证了这一现象。　　第四部分全面考察了廉政风险监控模式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监控权闲置、选择性监控和象征性监控现象的原因，主要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困境、思想方面的困境、方法方面的困境以及资源方面的困境。体制机制困境主要体现在领导体制的权力高度集中、集体领导以及双重领导的负面效应；监督机制的监控体系碎片化、重事后惩处轻事前识别、强自上而下的单向监控弱上下互动的双向监控、监控主体的职能模糊不清、人财物权缺失等；制度体系的党纪政纪的规范性时代性刚性不足、对行政程序进行约束的法律法规相对不足、党纪法规严格明确的激励保障与约束措施相对不足。理念困境主要体现在被监控对象缺乏全局意识、熟人社会的组织氛围、中国人的面子观、监督理论认知模糊。方法困境主要体现在一些制度执行存在操作困境、对廉政风险的测量存在方法困境、对一些案件存在定性困境。资源困境主要存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困境。　　第五部分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改革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确要求，结合对廉政风险行为形成原因的重新审视以及党和国家对反腐败工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得出结论，要想充分发挥廉政风险监控的有效性，必须对现有廉政风险监控体系进行重新规划，并基于系统观、整体观的角度构建整体式的廉政风险监控模式，塑造系统、整体、协同的廉政风险监控新格局。其基本要求是协同性、整合性、无缝隙性、全面性，其基本架构是构建多元主体齐头并进的监控体系、权责统一、高效权威的专业性监控主体、科学性适用性强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政府管理体系。　　第六部分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要确保廉政风险监控模式运行的有效性，可以采用网格化策略、网络化策略、大数据策略、第三方评估策略等。本文借鉴网格化管理的思想，把监控范围进行网格划分，把现有分散于体制内的各主体中的廉政风险监控资源进行整合为统一的廉政风险监控中心，履行独立的监督权，直接接受党的领导，廉政风险监控中心的层级依据网格的层级进行设定，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借鉴网络化治理的思想，通过统一思想、明确目标、畅通沟通渠道充分发挥体制外各主体监控廉政风险的积极性、主动性与理性。借鉴大数据技术，丰富廉政风险监控的方式方法，提高廉政风险监控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引入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评估自身独有的特点使廉政风险监控由内部监控转向外部监控评价或内——外部监控结合，凸显了其在政府廉政风险监控中的必要性。把体制内监控与体制外监控有机融合，即解决体制内监控的独立性不足问题，又解决体制外监控的专业性不够问题。目前学者对“第三方评价”的模式主要分为高校专家评价模式、专业公司评价模式、社会代表评价模式和民众参与评价模式四种，四种模式各有优缺点，本文认为可以采用四种评价模式相结合的混合评价模式，但是作为独立第三方的高校专家评价模式可以作为一种常态化评价模式存在，在它们的实际工作中也可同步融入进社会代表评价模式与民众参与评价模式的方式与方法。　　第七部分为结语部分，分析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研究的规划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