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预测信息作为一种前瞻性的信息，由于其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相关性，日益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由于盈利预测信息具有不可预见性和风险性，世界各国对其披露的监管制度不尽相同。我国自2001年3月以后，证监会对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监管由强制披露改为自愿披露，这种制度的转变使得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问题由可靠性不足变成了自愿性不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盈利预测自愿披露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披露之后的市场反应怎样？如何进一步规范并引导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行为？这既是证券监管部门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也是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热点问题。　　在自愿披露原则下，盈利预测的披露完全是上市公司的自愿行为，其披露与否由公司自主决定。按照行为会计的研究范式，基于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对披露行为进行界定并且构建了“制度（Institution）——行为（Conduct）——效果（Performance）”的ICP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印象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理论、市场效率理论进行理论释析，从而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通过对2001年—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客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对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以及财务人员进行主观性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解到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并发现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管理者对盈利预测信息披露认识程度较高，但是披露的实践却差强人意，这就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　　根据行为影响因素的基本原理，结合描述性统计与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分别从公司特征、公司治理以及信息传递效果角度对盈利预测自愿披露进行相关性的实证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并运用2004年—2006年的中国沪深两市51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公司规模、盈余业绩和公司所在地与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披露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外部监事比例与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外部审计意见与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当市场上的投资者认为盈利预测信息与公司价值有关，市场对此有反应时，公司将倾向于自愿向市场公开披露预测信息。　　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披露的行为效果可以通过披露之后的市场反应来衡量，使用事件研究法与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运用Heckman的两阶段估计修正法建立了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披露的两阶段分析模型，然后运用2004—2006年符合条件的中国沪深两市408家上市公司（前期已披露的128家，未披露的280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盈利预测披露之后CAR的变i化。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对资本市场有影响，不论前期是否已经披露过盈利预测信息，其盈利预测一旦对外披露都会有信息内涵。　　按照行为科学的行为优化原理，以及心理学的激励原理，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建立了“以宏观监管为主导，以公司治理为核心，以市场调解为保障”的监管体系。分别从宏观监管层面、公司治理层面以及资本市场层面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完善措施。重点提出以激励引导为主的“明确责任——完善制度——奖惩结合——行业引导”的监管路径。　　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披露的行为规律，而且还为这种披露现象提供了理论阐释，并且为证券监管部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现实及理论依据，以便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披露的意愿和质量，促进资本市场的成熟与发展。因此，具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