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创新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自主创新更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诉求,而创新政策是引导创新活力最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创新政策系统的完善程度成则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创新政策系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行政等各领域的改革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改革从整体上呈现出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体制创新再引导政策大范围创新的历史轨迹。为了推进社会的整体创新,国家颁布的创新政策范围涉及科技、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教育、贸易、投资、医疗和就业等众多领域,而且随着时间推进,创新政策系统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复杂变化。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国家创新政策的研究也不断涌现。本文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动力能力理论(企业管理的核心理论之一)等,对我国2006-2014年间的创新政策,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详细统计并做细致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整体的创新政策的最新发展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是本文的一大创新之处。为了准确把握我国在创新国家建设中创新政策发展的情况,揭示创新政策在政策部门的制定颁布及运作协调上的特点,本文对我国制定和发布创新政策的主要的20部门所发布的涉及15个主要领域的创新政策进行定量统计,通过对发布创新政策的政府部门在制定与发布创新政策时协同关系的分布的集散状况和创新政策类型协调分布的集散情况分析,揭示了创新政策在政策制定主体之间、政策内容之间、政策类型之间的协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其中,在创新政策内容分析部分,本文以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政策为例,对创新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的协同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本文以“我国创新政策协同演变中的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不足、创新政策内容协同结构不合理和创新政策类型结构比重失衡”假设为前提,在统计分析创新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对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状况、创新政策内容协同状况和创新政策类型结构协同状况进行分析验证,得出以下结论:创新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协同不断加强,但协同部门存在过于集中的现象,其他部门的政策制定和部门协作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就创新政策内容来看,创新政策间的协同关系加强,但存在横向支撑力度较强,而纵向执行性支撑力较弱的特点;近年环境型创新政策减少,供给型和需求型创新政策呈增加趋势变化,但仍存在政策类型结构失衡——推动创新发展的环境建设型创新政策比重较大,供给型和需求型创新政策比重仍然过小。据此,本文最后对我国今后的创新政策建设的调整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是作者参与导师的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中外创新对话专项美大地区研究课题《中美两国创新政策协同效应和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对比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