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科学的一个特殊的部门——人种学,是研究人类种族的。人种学有着复杂的任务,例如种族的鉴定和分类,种族发展过程的阐明,以及评定生物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种族的影响。就现代的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而言,“种族”(race)属于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上的术语,并且首先是生物学概念。它主要考虑生物学因素而不考虑文化因素,指的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然而,在我们的印象中种族是与“种族歧视”、“种族偏见”联系在一起的,故而种族与其说是强调不同民族的生理方面,毋宁说是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方面。近代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得人种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被抱有不同目的和心态的人掌握和利用,成为他们宣传政治思想、表达自我理念、进行探索研究的工具:侵略者们根据人类体质特征的异同,鼓吹“黄祸论”、“同文同种论”,为更好的统治和麻痹中国人民寻求借口;爱国人士面对国难家仇,借用人种学说宣扬“自强保种”,表达挽救民族危亡的诉求;革命家们利用人种学说制造舆论,为“排满革命”增加砝码;地理学专家与古人类学专家学习人种学知识,探求中国人种的起源。科学工作者质疑“种族优劣论”,研究人种改良的方法和手段,从生物学角度证明了种族平等,种族之间无差别,为种族主义者的谬说划了个大大的差号……人种学已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当讨论“近代中国之人种学”时,我们不仅要探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即种族的生物性状;还要特别注意强调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种族观念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把握人种学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循以上所述之要旨,笔者将“近代中国人种学”分六章进行阐释:第一章简要陈述了人种学的发生、发展及其相关概念,并对它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纵向考察。第二章通过对晚清维新派与革命派两种不同的种族观的比较,进而窥探了人种学传入中国之初的情势。第三章则致力于分析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的盛行的“黄祸论”,以求找出“黄祸论”荒谬的立论依据。第四章关注中国民族的溯源,即是对中国人种来源的追问。第五章将集中讨论近代知识分子为改善中国人种质量所作出的努力,分析具有生物性状的人类个体是如何通过人为操作而得到短期变更乃至永久优良进化的。最后一章则做了一些拾漏和补缺的工作,其具体内容涵括了“错位的遗恨——清末‘尊黄’现象简述”;“一本要著——《现代种族》”;“‘同文同种’观的危险”三项与人种学相关的重要论题,弥补了因横向的专题研究而带来的缺憾。在结语部分,我不得不如是说:近代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图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压榨、剥削中国人之后,还趾高气昂、振振有词的丑态,以及中国的学人们为证明“种族无优劣之分”,不得不附和“西来说”,承认“黄白同源”时的窘相,也给他们研究人种问题平添了几多悲情与无奈。可俗语说的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疾风知劲草”,“时穷节见”,只有在这种岁寒时穷的环境里历练之后,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清醒,找准自己的位置,继而求变、思进。人种学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门显学,在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对其深入的学术探析无疑会丰富我们看待那段历史的眼光,特别是它传入中国后所展现出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今日仍还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