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生贯穿春秋中晚期，此时正值我国历史大变革时期，自西周时诞生的礼乐政治形式遭受到时代巨变的强大冲击，经历了功能上的偷换，即由文治渐变为纯粹的文艺。在这一进程中，孔子带领着士人们将理论视野由天、圣转向人、事。将西周“敬德”观念进一步内化、性情化，体会出“仁”的精神，并将其作为礼乐文化的立足之处，由此希望修复礼崩乐坏的时代信仰。如果说孔子在这一方面的用功最终归于烟消云散，但是他却由此开启了《诗》作为真正艺术的大门，即作为人性情载体而存在的诗。 从表面看，孔子一生罕言性与情，但实际上其整体仁学与诗学的根源和支撑正是人之性情。本文主要从性情论的角度切入孔子诗学研究，以孔子的语录集《论语》为主要文本，以其中涉及到的两次言“性”为原点，由此展开对孔子思想中天、仁、学、习等范畴的诠释，再联系孔子对于诗的言论，并力图重建孔子诗学的风貌。 其一：《论语·公治长》载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以看出，在孔子那里，性与天道是一对并列的范畴，天道与人道汇通之处既是“性”，天之性下降及人既是人之本性。孔子由此体悟出人性的两个特点即：“仁”与“敦厚’’，其对应的两个诗学观点即是“诗思无邪”的善质和中『F庸和的文体形式。首先，仁，是一种至真至纯、原始笃厚的人之性情的本能表现；第二，仁，作为人的意义在于它是实现价值的奋斗过程。第三，仁还是一种无时无刻不息的精神境界。在找到并发现了人的性情本体是与天相通的“仁”，孔子又将包含诗在内的礼乐作为性情的载体，将道德仁性善质内涵作为诗的意义，将本真性情的醇厚中和作为诗美学形式的标准。 其二：孔子本人直接提到“性”的地方只有一处，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确具有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首先，确立了普遍意义的性情思想，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明确了人天生平等，具有相同的权利和潜质。同时将身份地位的决定因素由客观的不可改易的天命偷换为人力可以控制战胜的主观行为，即后天的“习”，在天命之“性”与后天之“习”的互动中，孔子又提出了“学”的精神与方案，并致力于言传身教，孔子所追求的诗教目标是通过无意识的人性互通将个体内在的“仁”激发、培养、实践开来，从而使礼乐由外在强制执行变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使整个社会形成和谐友善，达到无为而治的大同之境，这就是孔子所追求和致力的诗教。 如果说孔子是在寻找和确认人性的道路上开始《诗》的言说，初步明确了性(情)与诗的互动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空间的转化，到了《孔子诗论》的年代，“情”作为形而上的“性”的表现则被更多的引入了诗学话语中。《孔子诗论》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部诗学专著，它在学派归属上属于儒家，但却标志着儒家诗学的性情论转向。这可以从《孔子诗论》中所体现出的两个解诗向度来说明： 其一、从“诗言志”到“诗亡隐志”说，反映孔子性情思想的一线； 其二、从“民性固然”到“关雎之改”说——以礼节情的儒家诗学观念； 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学追求的是一种性情与艺术之间的张力。是一个以审美性为体，以功能性为用的完美结合的体系，是在审美性的思想指引下提出功用性，其功用性又是以回归审美性为终点的。这正是儒家诗学绵绵不绝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