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第一位儒莲奖获得者,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译著《中国经典》和《中国圣书》囊括儒家核心著作“四书五经”的大部分以及中国文化中他认为属于宗教的内容。就中国典籍英译的数量而言,不管是西方汉学家还是中国译者,无人能出其右。因为理雅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贡献及突出地位,中外学者对其研究从未间断。不论是就其译文的语言语义,还是其翻译的意识形态,既有人高度认可,亦有人尖锐批判。有学者关注其作为传教士的一元文化身份;也有学者关注其作为传教士和译者二元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然而少有学者关注其多元文化身份以及他的多元文化身份对他翻译和阐释中国文化的影响。理雅各译本在国际汉学界影响广泛,至今仍是西方读者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在中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21世纪,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借助传教士译者理雅各在19世纪以传教为主要目的翻译的中国典籍?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理雅各其人及其译作,深入研究其译本的语言语义及意识形态,以便确认,它们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典范,从而承担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同时,研究理雅各及其译作对研究传教士译者这一群体具有代表意义。因为他不仅是传教士译者群体中英译中国典籍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者,也被视为对中国文化这个“他者”特别友好的传教士。可见对理雅各其人及其译作的研究不论是对传教士群体的译作质量还是对其意识形态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孟子》的“性善论”被视为与基督教人性观相悖,因此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编辑成书、于1687年出版的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未收录《孟子》。然而理雅各却在其《孟子》译本序言中把英国神学家巴特勒（Joseph Butler,1692-1752）的人性观与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力图找出二者的相似性,借以论证基督教和儒家的人性观不仅不矛盾,而且具有同一性。理雅各此举遭到大量保守派传教士的质疑和反对,但同时,这也突出体现了理雅各的翻译思想和传教策略。理雅各的《孟子》译本有1861年、1875年、1895年三个版本。其中1861年版是理雅各以传教士身份、为传教工作而译,1875年版是为了让普通读者也能阅读《孟子》所译,而1895年版是理雅各任牛津大学汉语教授多年后对1861年版进行的修改。那时理雅各已是80岁高龄,该译本可以算是集其一生传教及汉学研究大成之作,更能体现他在晚年对儒学的最终态度与评价基调,同时也能体现其最终的宗教立场、翻译策略及传教策略。因此本文选取其1895年版译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采取描写研究、文献考据法、语义特征分析法以及数据统计法,探讨理雅各1895年版《孟子》译本的语言语义问题、译者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多元文化身份问题,重新认识和评价理雅各其人及其译作,进而揭示传教士译者这一群体在中国文化西传过程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当代的局限性。本文第2章“瑕不掩瑜:卓越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译介”首先采用描写研究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比分析理雅各1895年版《孟子》译本与其他四个平行译本（最早全译本即英国传教士柯大卫的译本、声望较高的中国香港汉学家刘殿爵的译本、大中华文库赵甄陶的译本以及当代美国汉学家华霭仁的译本）正文的语言语义,总结出理雅各译本正文语言的四个特点;然后运用数据统计法考证理雅各注释参考文献的引述情况,展现其引述各类文献的多寡、偏好及原因。第3章“身份藩篱:虔诚基督徒对孟子思想的阐释”综合运用数据统计法及语义特征分析法,借用阐释学理论及东方学,以理雅各译本序言、注释、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理雅各据以翻译和解读儒学的意识形态及文化视角。第4章“矛盾冲突:多元文化背景对理雅各的影响”在分析塑造理雅各多元文化身份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考据法考证理雅各的政治立场及宗教教育思想,借用场域理论研究其多元文化身份中各种因素所造就的各种不同惯习在他解读儒学及中国文化这个场域中产生的影响。文章主体三章从译本译文,到译者的意识形态,再到译者的多元文化身份,全方位展现了理雅各对《孟子》及中国文化的解读。本文研究否定了前人研究对理雅各及其译本非褒即贬的二元对立评价,研究认为:1、理译本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考证翔实、译笔严谨,译文语义正确率高于其他四个平行译本;第二、译文以“质译”占主导;第三、译者对一词多义等问题未能完全做出正确的取舍和判断,其译文存在因过分解读等导致的错译;第四、译文主要以朱熹注为底本。理译本注释引述了各类参考文献多达80种,共计682次,非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大学者而不能为。虽然其引述主观上力求“两无偏袒”,但仍然时常体现出以传教为终极目的之偏好和倾向性。因此,就理译本语言语义而言,尽管存在诸如“质译”、“错译”等瑕疵,但“瑕不掩瑜”,不愧为“卓越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译介”。2、理雅各在译本正文、注释、序言及其演讲和著作等文献中所采用的“类比求同”、“同理认可”、“会通中西”三种方式对《孟子》及儒学的解读本质上仍然未能超越其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藩篱”。3、在对理雅各解读儒学时的基督教传教士文化身份下定论的基础上,本文研究认为理雅各身上以苏格兰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背景造就了其复杂多元的惯习,这些复杂多元的惯习让他在翻译和解读儒学及中国文化这个场域中时常呈现出“矛盾冲突”的状态,而其自相矛盾之处又展现了他作为传教士译者的共性之外的个性特点。理雅各译本译笔严谨、考证翔实,其人及其译作为中国文化西传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提升了儒学在国际世界的地位。然而,他在译本序言、注释以及正文中均体现出深刻的基督教传教士意识形态烙印;同时,他独特的多元文化背景所造就的多元惯习又让他在翻译和解读儒学及中国文化时呈现出自相矛盾的“多元”特征,但他的翻译和解读始终都未能超越基督教传教士这最根本的“一元”。综上,其译本不能再被奉为中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标准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