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经济危机席卷全世界,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不利冲击,我国开始全面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扩大需求以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结构性减税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影响。随后,到二零一二年,为了处理营业税和增值税存在重叠征收这一历史问题,保障增值税中性特点,我国开始进行“营改增”改革。作为政府结构性减税关键措施的“营改增”税收政策,不但能够打通各个产业之间的税费链条,减轻不同产业的税费压力,还可以鼓励企业间分工合作,优化行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作为推动中国GDP增速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发展与改善都离不开投资。无论是国民经济发展,还是国际交往,投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越来越大。从宏观来看,我国整体投资额持续高攀,但是从微观来看,企业之间的投资并不平衡,非效率投资的现象层出不穷,部分企业投资过度,部分企业投资不足。投资效率的降低将会有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会导致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耗费,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公司本身的发展前景。通过调整企业税率、改变企业税种、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那么,作为结构性减税政策重要举措之一的“营改增”政策,是否会影响企业具体投资行为?具体的影响方向如何?对不同的企业而言,其影响结果是否相同?根据上述情况,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模式,以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并以二零零八年——二零一七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以税制改革为视角,实证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最终得到以下结果:第一,“营改增”与企业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营改增”通过打通不同企业之间的税收链条,降低企业税负,刺激了企业的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规模。但是,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营改增”的效果不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企业原本面临的融资约束较高,“营改增”能够增加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流,改善企业投资环境,进而增加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投资。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在一定程度受到其他国家政策的限制,更具备国家目的性,因此,对国有企业而言,“营改增”仅能小幅度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资本投资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从地区角度来看,“营改增”政策最早的试点主要是高效率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企业在对“营改增”政策的适应能力上更强,做出改变的时间更早。同时,高效率地区经济水平更到,减税效果更加明显,促进投资的程度更强。第二,整体来看,“营改增”能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政策的实施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能够显著地抑制过度投资企业的投资过度。这是因为“营改增”使得企业税收减少,企业有充足的资金进入研发投资,原本资本投资过度,研发投资过少,企业的投资并不平衡导致企业出现投资过度情况。但是“营改增”后,企业在两个方面的投资愈发均衡,企业的承担风险能力增强,规模变大,即使增加部分投资也不会出现投资不效率的情况。另一方面,“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与企业投资不足存在正相关关系,能够显著地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增加投资。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营改增”减税政策的影响更大。从地区角度来看,“营改增”只能使低效率地区原本投资过度的企业改善投资结构。本文的创新点一是扩大了数据量进行政策效果研究,“营改增”于2012年开始实施,时间较短,已有研究的数据不够充分,难以充分体现政策的效果。二是分行业、分产权研究政策对不同企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