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型奸淫是指以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同意,与之发生性行为。1984年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利用封建迷信和假借治病两种构成强奸罪的欺诈手段,该解答于2013年被废止后,再无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此进行具体解释。但现实中,传统的暴力型强奸正在减少,随之增加的是其他非暴力强制的奸淫行为模式,欺诈型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传统型的欺骗方式,利用新兴交际通讯终端的新型欺诈手段层出不穷,这类行为较为隐蔽且纷繁复杂,其手段的独特性有别于强奸罪中传统暴力、胁迫模式的强制程度,又夹杂被害人的瑕疵“同意”,这种认识错误类型繁杂,对传统强奸罪的认定发起了挑战,司法判决对此定性难以统一,出现认定上的困难。随着性权利意识的深入发展,现代社会突出强调个人性的权利本位意识,公民对侵犯性自由行为的容忍度也愈发严苛。因此,亟需明确欺诈类奸淫行为罪与非罪的定性,问题解决的根源在于,对行为所侵犯的性自主法益进行重新解读,将其分层解剖为性自决权和性自主权,判断该类行为同样侵犯了强奸罪的性自主法益,具有相同的实质违法性。立足于个体对性行为的自主表达权利和内心实质意愿的自主权,将本质特征定位到“未经被害人同意”上,去除传统的暴力强制手段基础,则强奸罪“其他手段”的理解不需要与已列举的暴力方式采用相同的考察标尺,将手段行为直接与侵害的法益挂钩,判断欺诈当属“其他手段”的一类。基于欺诈和认识错误的不同类型,对被害人瑕疵同意的法律效果重新分类定性,将性欺诈的认识错误范围分为三类:一是“性行为性质”认识错误,二是“性自决、自主权”法益认识错误,三是“动机错误”。以强奸罪“其他手段”的解释、本质特征、性自主权法益以及被害人错误同意为逻辑起点,对欺诈型奸淫行为进行定性的分类归属判断:第一部分,梳理司法案例,归类当前司法实务中的判决对欺诈型奸淫行为在强奸罪构罪与否问题上的处理结果。关注当前新兴欺诈手段对司法上定性罪与非罪判断带来的困难,产生定性界限的模糊。并归纳困境产生的原因,从规范及其理解层面来说,存在统一司法认定标准的缺位、强奸罪“其他手段”的界定不明以及适用“同类解释”规则会产生欺诈手段的强制力难以与暴力、胁迫的强制程度实现自洽的矛盾;从对性权利理解的根本性角度来说,症结在于对强奸罪性自主权法益理解的差异;另外,被害人受欺诈必然产生错误认识,从而错误地同意性交,但学界对这种情况下瑕疵同意阻却违法的效力判断存在争议。第二部分,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欺诈型奸淫行为同样侵犯了强奸罪的性自主权法益,具有与强奸行为同等的法益侵害性。对性自主权法益和行为的本质特征进行新的定位解释,基此对“其他手段”及欺诈类行为的归属与否作出具体判断。结合当下公众对性权利的认知拔高和保护要求严苛化趋势,对通说的“性自主决定权”法益进行修正,在性的自主决定权中抽出表达的自决权和实质意愿上的自主权两个层次,将非强制手段纳入强奸罪构成的重点观察范畴,摈弃传统的暴力必要模式,其本质特征则概括为性行为未经被害人的同意,由此,欺诈手段可归属于强奸罪的其他手段。第三部分,对当前关于欺诈型奸淫行为中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而对性行为表示瑕疵“同意”的违法阻却效力的相关理论,主要是被告人自我答责说、事实与动机错误说和法益错误说这三种观点进行比较,探究不同学说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效果。基此,表明刑法家长主义与自由决定博弈的价值立场,立足被害人认识错误的视角,对欺诈型奸淫行为进行分类定性。第一,以对“性行为性质”的错误为依据,分为对性行为的自然、法律属性及进行状态三个方面的认知错误类型。第二,修正、补充法益错误说,被害人同意无效的情形包括对性自决、自主权法益内容直接相关的错误、未体现行为自由的错误和对象同一性的错误。第三,基于奸淫型欺诈的外延,将“动机错误”判断的落脚点置于影响同意动机的重要事实因素对被害人同意的重要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欺诈手段对同意作出的影响程度上,进行二元区分:一类是行为人采用警告或胁迫型欺诈行为时,被害人同意通常无效;另一类,一般性欺诈中同意通常有效。同时,对一些特殊情形作出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