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口贸易在规模上稳步提升,从2009年至今一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国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进口贸易额仅有108.93亿美元,2019年进口贸易额却达到20768.9亿美元,41年间上升了约190.7倍。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口贸易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失衡和国际关系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虽然我国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比重不断上升,但是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欧、日的高新技术产品依赖度过高,以双边政治关系为代表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面临“卡脖子”的风险。更有甚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由此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蔓延开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依存、合作程度不断降低,部分发达国家频频出台贸易保护措施,引发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而“中兴事件”、“华为事件”所引发的“卡脖子”问题,就印证了中国企业进口供应链极易受到关键贸易伙伴国的掣肘。那么,在全球化逆动的背景下,在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面对中国贸易发展方式的变化,双边政治关系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从较为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美国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美关系也是全球最为关键的双边关系,中美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进口贸易影响几何?国际关系框架下又需要如何推进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升级和保障中国企业供应链安全?有鉴于此,首先,本文立足于进口贸易的三个微观视角,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进口贸易的理论机制,弥补当前学术界对双边政治关系和中国进口贸易在微观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第二,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最新发布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双重倍差法等计量方法,从进口二元边际、进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嵌入三个视角实证分析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第三,本文分别对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中国企业进口二元边际和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机制进行分析说明;第四,构建美国对华企业出口管制强度指数,并以该指数替代中美双边关系,分别实证分析中美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进口二元边际、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和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再次,充分考虑中国进口贸易异质性,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进口贸易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企业性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进口来源国等诸方面做进一步的扩展分析;最后,本文尝试基于国际关系学框架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视角提出政策建议。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进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显著提升中国企业进口二元边际,但该提升作用因为进口企业在所有制形式、贸易方式、所处地区、所处行业和进口来源国五个方面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1）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外资企业进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作用最强,其次是私营企业,最后是国有企业;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企业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作用大小依次表现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2）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的进口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要明显小于一般贸易型企业。（3）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作用依次表现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于企业进口集约边际的提升作用依次表现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4）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存在显著影响,却对其进口集约边际存在抑制作用,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口二元边际的扩展均存在显著影响。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出口密集型行业和非出口密集型行业内企业进口二元边际提升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出口密集型行业企业扩展边际提升影响更大,对非出口密集型行业企业集约边际提升作用更大。（5）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企业二元边际的提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于从不发达经济体和非APEC成员国进口的企业集约边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从不发达经济体和APEC成员国进口企业扩展边际的扩张则存在显著负向作用。第二,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影响随着企业性质和贸易方式、所处地区、所处行业和进口来源国异质性而存在差异。（1）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外资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最强,其次是国有企业,最后是私营企业。（2）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一般贸易企业。（3）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于三个不同区域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作用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4）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小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非出口密集型行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小于出口密集型行业。（5）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从不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不存在明显作用;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于从APEC国家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APEC国家则相反。第三,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影响: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显著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且该提升作用随着不同时间段、伙伴国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1）2000-2003时间段的回归作用系数最大,而2004-2011整个时间段内的回归系数要小于2000-2003时间段,但是其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2-2014时间段的回归系数最小。（2）相较于不发达国家,中国和发达国家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作用要小;相较于非OECD国家,中国和OECD国家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作用要小。第四,中美政治关系对中国进口贸易影响:中美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中国企业进口扩展边际的提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却对进口集约边际、进口产品质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作用随着企业贸易方式、所处地区、所处行业异质性而存在差异。（1）中美政治关系改善对加工贸易型企业进口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要大于一般贸易型企业,而中美政治关系改善对一般贸易型企业进口集约边际的扩展、进口产品质量提升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积极作用大于加工贸易型企业。（2）中美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东西部地区企业进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作用要强于中部地区,而中美政治关系改善对于中部地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最强。同时,中美政治关系改善对于西部地区企业进口集约边际与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均要大于东中部地区。（3）中美政治关系改善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作用要强于资本密集型,而中美政治关系改善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集约边际扩张、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要小于劳动密集型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