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已成为现代政府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其经济行为受到地区宏观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税收环境的改善,必然影响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税收遵从的激励效果,但详细的作用机制和以数据为支撑的实证分析鲜有涉及。在此背景下,文章重点探究财政透明度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首先,在对相关理论与研究进行梳理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坡面模型”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出财政透明度通过两个并行中介作用于企业税收遵从度:一方面通过提高企业预期稳定性,弱化企业税收不遵从动机;另一方面通过遏制税收腐败,减少企业税收遵从成本。据此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说。其次,选用2014-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以纳税信用评级和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数据为基础,对企业税收遵从和地区财政透明度进行了典型化事实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企业税收遵从度和地区财政透明度逐渐提高,财政透明度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同时,不同区域子样本的财政透明度存在差异,不同所有制、地区、行业子样本的企业税收遵从度也存在差异。再次,通过面板Logit模型、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少企业税收不遵从行为。同时,对于所有制性质、归属地区、所处行业各异的企业而言,财政透明度提高的正向激励效果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财政透明度提高对税收遵从的激励效果最为显著;对比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税收遵从行为受财政透明度提高的影响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对财政透明度变动的感知最为明显。在基准回归和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ZMediation统计量检验方法、KHB检验法和GSEM模型对并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验证了企业预期和税收腐败在财政透明度与企业税收遵从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对进一步通过加强财政信息化建设、推动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以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度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