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反腐态势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打击企业的跨境商业贿赂犯罪成为各国反海外贪腐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跨境商业贿赂犯罪现状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境外企业在我国境内实施商业贿赂犯罪,抑或是我国境内企业在境外实施商业贿赂犯罪的现状都十分严峻。企业的跨境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与境内的本土贿赂犯罪行为本身虽然具有同质性,但是二者存在更显著的差异性。前者相比于后者具有行为目的性强、行为更为隐蔽、贿赂方式多样和行为周期较长的特征,故而借助外部力量规制企业的跨境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更具难度。同时,由于我国境内的合规环境、企业合规意识距离英美等发达国家成熟的合规环境、企业的高度合规意识还有较大差距,跨境企业在这种“合规落差”环境下开展经营活动就容易遭遇合规困境。而且,对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制,我国虽然在企业法、行政法和刑法等法律规范中都设有相关规定,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利用企业法防治企业跨境商业贿赂行为,存在利益优先理念的限制以及归责模式的缺陷两个固有局限、行政手段的治理存在行政措施制裁功能的表象化和遏制企业主动合规的倾向性的规制掣肘,而刑事合规在介入防治企业跨境商业贿赂犯罪中具有及时性、合理性和补足性的直接优势。在此背景下,跨境企业结合自身经营范围和业务特性,分析自身在从事跨境经营活动时可能面临的商业贿赂风险,根据预设的风险制定对应的反跨境商业贿赂犯罪合规计划并有效实施,最大化地降低甚至是规避这些刑事风险。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企业合规的存在并不能杜绝企业的跨境商业贿赂犯罪行为,而且只有有效的合规计划才可能减免企业的刑事责任。首先,要解决合规计划的有效性问题。从国内外企业刑事责任理论的转向来看,开始对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或组织结构缺陷给予关注,这与企业构建反跨境商业贿赂犯罪合规计划需求相契合。但是,判断合规计划是否有效需要考量事前是否构建并落实合规政策和专业队伍、事中监管队伍和举报制度是否及时反应、事后奖惩机制和合规查漏补缺机制是否跟进完善。其次,要分析有效的合规计划对定罪的影响。通过分析冲突模式和合作模式下企业跨境商业贿赂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可以发现相比于合作模式,冲突模式不利于发挥合规计划对企业刑事责任的作用。因此,必须推动企业进行内部防控和合规建设,同时有必要借助合作模式来认定企业构罪与否以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最后,必须肯定在企业刑事责任认定中合规计划对刑罚裁量的作用。企业合规的存在并不必然否定企业罪责的存在,但是企业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采取的预防和规制企业跨境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的合规措施应当通过刑罚裁量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