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20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扩大到环境侵权领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前环境侵权救济不力的现状,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坚决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侵权领域中的适用,将加大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有效平衡经济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指法院为惩治特别恶劣的不法行为、预防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而判决侵权人承担高于被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扩大到环境侵权领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前环境侵权救济不力的现状,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坚决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侵权领域中的适用,将加大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有效平衡经济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指法院为惩治特别恶劣的不法行为、预防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而判决侵权人承担高于被侵权人实际损害的赔偿金的制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则是指为惩罚、威慑不法侵权人和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国家规定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提起的要求侵权人赔偿高于实际损害数额的制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实现环境正义和维护生态环境秩序的实践价值,其立法规定主要见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和《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惩罚性赔偿解释》)。对于惩罚性赔偿能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支持说”和“反对说”两种对立的观点。“支持说”认为,《民法典》中“被侵权人”的范围得到实际拓宽,同时惩罚性赔偿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二者在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上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惩罚性赔偿不能仅限于在环境侵权私益诉讼中适用,而应拓展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来;“反对说”则从传统民法的结构体系和权益规范视角出发,主张惩罚性赔偿制度仅限于对环境私益损害的救济。回顾《民法典》的编纂历程,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条款于制定之初就包含了生态环境损害,若反对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则不仅违背了“公共信托”理论和生态效益理论,更是偏离了惩罚性赔偿条款设立的目的,因此,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合理性可以通过立法目的、“公共信托”理论和生态效益理论加以证成。浮梁县检察院诉海蓝化工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五个代表性审判案例,表明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诸多难题,如有利溯及原则能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存在争议、“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缺乏细化解释、惩罚性赔偿请求必须“一并提起”有违诉权保护原则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模式混乱。优化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既需要在宏观层面上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也需要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细化适用规则。具言之,第一,将有利溯及原则纳入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第二,“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细化解释应考虑对生态法益的保护;第三,针对未一并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的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明确可在诉讼终结后基于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事实另行起诉;最后,将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公益专项资金模式。
其他文献
劳动者隐私权是隐私权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不被他人知晓的权利,也是劳动者精神性人格权的体现。保护劳动者隐私权有助于实现劳动者人格尊严,符合劳动者合理期待,能够促进公平就业。数据化时代下,劳动领域广泛采用信息技术收集劳动者信息,凭借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分析、整合大量数据信息,攫取其中的潜在价值。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引入算法,进
宣传思想工作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对于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整合社会多元思潮,增强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重要保障,其工作开展的效果直接影响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和安全,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认识。进入新时代以来,宣
出生缺陷是指妇女妊娠时进行孕期检查,医务人员检查不认真而未能检测出胎儿异样或是虽然检测出却未及时充分告知孕妇夫妇胎儿的真实情况,最终孩子出生后存在先天缺陷。最早的出生缺陷案件出现于美国,近几年在中国也大量发生,但我国暂无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篇文章通过分析出生缺陷之诉的司法实践样态,旨在厘清困扰法官的问题,为弥补司法实践漏洞、确定统一标准、保障当事人权益、促进司法统一提供一些有益参考。文章第一部分
随着人权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合法堕胎,女性堕胎权也逐步得到认可。在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影响下,堕胎早已成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无痛人流”广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堕胎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极少,与如此常见的堕胎现象形成反比,既未以法律保护妇女堕胎权益也未以法律规制堕胎乱象。确立堕胎权的权利边界可以更好地规范堕胎权利,保护堕胎背后的女性生育权、胎儿生命权和男性生育权等各类权益,实现我国堕胎权和其他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司法文明也在不断发展,仲裁制度已由最原始的状态发展成为国家法律承认并规定、有司法支持并监督、有程序指引实体法律适用的现代仲裁制度,其中的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正广泛地适用于国际公法、国际投资法以及国际国内经济贸易甚至商事法律项下的所有争议。然而目前我国现行《仲裁法》中只规定了机构仲裁的内容,临时仲裁制度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
自2014年预算法修订后,我国地方政府重启债券发行,地方专项债券这个品种也随之产生。经过七年的发展,发行地方专项债券已成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重要渠道。债券违约事件频繁发生,地方专项债券偿债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可能会给债权人带来一定风险。目前我国地方专项债券市场已初步建立起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债权人保护机制,但是信用评级同质化严重、信息披露不充分、偿债制度不健全、债权人违约救济实现有障碍、监管机制失灵等问
随着私人资本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增加,私人资本引发的投资争端也随之增多。为了更好地解决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世界银行在20世纪60年代倡议订立了《华盛顿公约》,并依据公约设立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中国自1993年2月加入该公约,目前已经近30年。在私人国际投资中,基于种种原因,投资方常常通过在东道国设立法人,利用该法人进行投资。鉴于这种投资安排的普遍性,公约在第25条第2(b)
超级价款优先权制度是本次《民法典》确立的新制度,移植于域外立法,这一制度在英国美国的立法中早有相关规定。超级价款优先权起源于英国的不动产抵押制度,后来在十九世纪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得以确立,跨用于动产担保抵押,其后在美国产生了许多案例与实践争论,并在世界许多国家普及开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动产担保抵押的融资模式成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手段。我国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融资活力,在《民法
自2019年开始,金融行业正在经历着一场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变革。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智能投顾,作为金融科技领域创新的服务手段之一,相比传统投顾,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普惠性、智能化、流程标准化和内容差异化等特点,不仅成为了全球金融科技的服务业态之一,更是金融业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典范。本文从智能投顾的本质界定出发,结合金融业监管的实际情况,致力于研究智能投顾运营机构的信义义务,共分七部
从职务侵占罪正式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以来,对惩戒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起到了重大作用。由于职务侵占罪在刑法中的规定比较概括,加之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以及近年来较为突出的工程挂靠关系的融合,使得对于这一罪名的认定存在诸多的争议,从职务侵占罪行为主体的界定、到本单位财物的性质理解、再到“利用职务之便”的认识,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如何更全面准确的理解工程挂靠关系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