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标准克罗地亚语的发展与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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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1941—1945年克罗地亚独立国(以下简称“独立国”)时期的标准克罗地亚语的发展与变化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该时期标准克罗地亚语发展变化的背景、经过、性质及结果。独立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克罗地亚右翼组织“乌斯塔沙”在轴心国集团扶持下建立的政权,具有鲜明的法西斯烙印。在短短四年时间里,独立国统治阶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语法、正字法、词汇等方面施以强制规定,以达到纯化标准克罗地亚语的目的。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从独立国期间颁布的关于标准克罗地亚语的政策文件及其它系列措施出发,利用原始史料进行分析,注重研究此期间标准克罗地亚语在语法、正字法、词汇等方面的变化,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探讨该阶段语言发展的背景和影响。由于文章论证过程所使用的大量资料和依据都来源于当时的克罗地亚政府文件、时事评论文章等原始材料,因此所采用资料或产生偏颇或不够全面的问题。鉴于上述问题,笔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搜集了同时期其它国家,如塞尔维亚、德国等方面的相关文献,以求达到论据的准确及论点的全面。本论文主要包括序言、中心内容和结论三部分。序言部分阐述了社学语言学范畴下标准克罗地亚语的含义及地位,分析了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提出了研究独立国时期标准克罗地亚语发展与变化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目前国内外对标准克罗地亚语的研究多集中于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期,而对独立国时期的标准克罗地亚语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多数对标准克罗地亚语的研究也仅用以佐证南联邦解体的必然性或强调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主义,从而将研究的重点置于政治学领域,未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研究独立国时期标准克罗地亚语的发展与变化不仅有助于把握标准克罗地亚语的发展脉络,更是能从语言这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克罗地亚的社会状态及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论文的中心内容可具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作为背景铺垫,介绍了19世纪末至独立国建立前的标准克罗地亚语基本发展情况。19世纪末,克罗地亚仍处于奥匈帝国的管辖下,奥匈帝国当局为加强集中统治,对标准克罗地亚语进行德语化和匈牙利语化,然而相关种种尝试均因克罗地亚人民的强烈抵抗而以失败告终。克罗地亚人民渴望与流淌着同样血液的斯拉夫兄弟,即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团结起来建立共同的国家,并使用共同的标准语。1918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使克罗地亚人民的愿望得以实现。然而,塞尔维亚在政治、军事方面具有绝对强势地位,代表塞尔维亚利益的统治阶层在新王国内推行霸权主义和高度集权政策,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要求不断提高塞尔维亚标准语的主导地位,同时对克罗地亚标准语进行塞尔维亚语化。上述举措与王国成立时制定的王国内三个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不相符合,因此引起克罗地亚人民的不满。克罗地亚人民开始为本民族和语言的独立寻求新的道路。1939年8月,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切克与南斯拉夫王国首相茨维特科维奇签订协议建立克罗地亚自治省。克罗地亚省的建立标志着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王国恢复其部分国家独立性,标准克罗地亚语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主发展。第二部分内容介绍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成立。该部分基于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描述轴心国集团对南斯拉夫王国的入侵、南斯拉夫王国的沦陷和乌斯塔沙政权的建立,并分析该政权的性质和政治目标,旨在突出乌斯塔沙政权在独立国实行的语言政策与其意识形态中强烈民族主义的紧密联系和因果关系。第三部分为全篇论文的核心内容,阐述独立国时期标准克罗地亚语的发展与变化情况。独立国成立之初,乌斯塔沙政权便通过立法设立克罗地亚国家语言局,负责开展“语言推广”行动,意图通过强有力的中央语言政策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力。独立国时期实行的语言政策不仅涉及标准克罗地亚语框架下的语法、词汇、正字法、字母使用等书写系统的规定,还对日常口头表达用语进行了规范。论文按照独立国时期颁布相关法规文件的时间先后顺序,结合原始史料,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定量定性分析,并在结尾处概括了独立国时期标准克罗地亚语发展与变化的结果。论文结论部分基于前文内容,一方面分析独立国时期社会变革和标准语变化的关系,并结合1990年至2000年期间克罗地亚共和国制定的语言政策与独立国时期语言政策的相似性,论证社会政治状态的改变引起标准语的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民族主义与标准克罗地亚语的关系,指出独立国时期奉行的语言“纯粹主义”强调克罗地亚语与周边国家语言(尤指塞尔维亚语)的差异性,旨在彰显国家身份与民族独立性,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成为该时期语言政策的主要动力,这一原则与当今独立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吻合度。独立国时期语言政策的失败表明,尽管标准语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关于标准语的语言政策制定也与统治阶层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但若忽略了标准语的语言属性和本质,单纯地把它作为政治工具,即使由集权政权强硬推行,语言政策也无法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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