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变得越来越便利，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这种融合与依赖带来的不仅是利益共享，也有风险共担。一国在享受别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得承受别国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很容易传导到与其相联系的国家。从而形成区域金融危机甚至是世界金融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金融动荡，无一不是从一个国家的金融动荡开始，进而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动荡。每次一次危机过后，人们都会反思，哪里出了问题，因此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有新的金融危机学说出现，从而加深对金融危机的认识。由于08年的次债危机起源于美国，与原来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有了不同。因此次债危机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分析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异同。本文沿着这一思路，研究了1998年到2008年间，全球金融压力同步性的变化并分析其中的原因，特别关注了资本管制在其中的作用。　　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 factor model)，该模型常用于宏观经济研究。特别是研究经济的趋同性上有重要作用。动态因子模型的主要优点是他可以估计出不可观测的假定变量。例如，从实际经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各国的金融波动大体都遵循相似的周期，因此本文假定存在一个影响全球的共同因子，这个因子可以影响所有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因子的波动而引起各国金融压力出现相似的波动。而数据上本文采用了 Balakrishinan，et al.(2009)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该指数包含了银行、货币汇率、证券市场的波动因而能系统的反应各国金融压力的波动情况。本文首先，通过动态因子模型估计出影响全球金融压力波动的共同因子。然后通过方差分解，得出各国金融压力波动的同步性，同时还通过五年区间滚动的方差分解，研究了98年到08年各国金融压力同步性波动的变化。最后在通过回归分析了造成金融同步性差异的原因。在文章的最后本文还讨论了中国与金融危机的。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了一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全球共同因子对全球金融压力波动体现出了良好的解释力。平均达到64％，也就是说全球金融压力整体的同步性为64％。但不同的国家所体现的同步性有较大差别。整体来看经济自由度越高的国家同步性越高。发达国家的同步性比发展中国家高。从地区来看，发达国家中北美地区的同步性最高，欧洲最低。发展中国中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步性最低，欧洲的发展中国家同步性最高。　　(2)从五年滚动方差分解的结果发现，全球同步性没有呈现出明显提高或降低的趋势。次债危机期间全球金融压力的同步性最高，而在没有危机的03到07的区间的同步性最低。发达国家的同步性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同步性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步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同步性最低，随后同步性不断提升，但在05年后同步性又开始下降。这一现象应征了一些学者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逐渐与发达国家脱钩(decouple)理论。但在次债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步性又重新大幅提升。显示出了重新与欧美市场挂钩(recouple)　　(3)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段的同步性指标作面板回归分析，有四个重要发现:首先，资本管制对同步性有明显而重要的影响。一国的资本自由度与资本自由度存在正相关越高，一国的资本自由度越高，则该国的金融压力同步性就会越高。第二，金融联系对金融压力同步性有正的影响，但外贸联系对金融压力同步性没有体现出显著影响。第三，全球金融压力的强弱对金融压力同步性有显著正的影响，当全球金融压力指数较高时，金融压力的同步性较高。最后，在检查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次债危机对金融压力同步性的影响后发现，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明显提高全球金融压力的同步性，相反它还降低了亚洲国家金融压力的同步性。而次债危机期间全球金融压力的同步性显著提高。　　最后本文分析中国金融压力的波动情况以及资本管制。通过对金融压力指示结构的分解，发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将危机传入中国，而在次债危机期间，除了证券市场仍然是重要的渠道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危机传入中国有重要影响，但人民币并没有经受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