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为个案,梳理“情感”范畴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意义变迁,并以此追述草创期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困境。　　 1920年代,新文学作家参照英美派文论教材自行编纂概论式读本,确立了以“情感”指标为逻辑起点的文学论模式,在文学教育的制度实践中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形态的现代转型,而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即是这批译介资源中的重要一本。他以“情感”为首的文学四要素说被普遍征引,其论述体例成为文论教材编纂的范本,而不同译介者的误读与挪用,更使它成为投射中国文学论者现代意识与文教理念的一面镜子。　　 第一节梳理温著文学情感论的知识谱系与问题意识,在美国社会进入现代转型与文学研究制度化的背景中,思考温彻斯特关于literary criticism的最初立意。　　 第二节分析学衡内外不同译者对温著的认同与背离。学衡派借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和儒家诗教传统取其古典主义的一面,将其道德情感论诠释为以理制欲的情感中和;以田汉和郑振铎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则取其浪漫主义的一面,以审美情感论张扬个体感性生活,借此完成文学革命反传统与启蒙的根本意图。在新文学作家的译介方式中,可知草创期文学理论锁定情感论模式的最初原因,但也暴露出在现代性问题上中西之间的语境错位。尽管田、郑二人分别以新罗曼主义理想和“为人生”的情感交流说对情感范畴有所规定,试图把个人情感整合到民族主义的情感共同体中,但作为情感论基点的抽象个人观念与审美现代性诉求,仍然构成了情感论自我瓦解的内在因子。　　 第三节分析1928-1937年间出版文论教材中温著的引用情况。30年代兴起的科学文艺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模式,最初是作为调整情感论模式的有效资源被引入的,但异质资源的并置却加速了情感论的失效,待苏俄文论模式成为文学理论的全新范本,情感指标不再是核心范畴,温著的中国之旅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知识论的内部逻辑而非呼应革命的外在原因,来理解30年代文学理论的政治转向;以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生成之初的多维立意,来扩充当下学科格局——借温著重返文学理论学科史的初始阶段,将为学科反思打捞起一些宝贵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