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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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吸引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在被不断削弱,因此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来重塑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共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突出并演变成危机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鉴于市场化的扩展,中国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而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形成,尽管国家政策在过去是由党垄断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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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吸引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在被不断削弱,因此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来重塑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共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突出并演变成危机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鉴于市场化的扩展,中国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而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形成,尽管国家政策在过去是由党垄断的。因此,中共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而非单纯的强制力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回潮和加剧,从而控制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以此应对各方对其统治的抵抗。这也展示了中国政府控制人口并完成治理转型的新手段。本文借用了米歇尔·福柯所谓政府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并借鉴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来阐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本文的结论认为,中共对民族主义的宣传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也体现了控制人口以达到政府目标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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